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间谍王》以国民党军统特务为研究对象，采用大量相关回忆录和档案资料，是海外学者*早研究民国特务系统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此书以“间谍王”戴笠的生平全貌及政治经历为线索，主要研究其庞大神秘的间谍王国的发展历程。作者讲述了黄埔军校时期蓝衣社、立行社等组织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抗战爆发以后"军统"的迅速扩张；同时通过丰富的材料还原了特务培养及行动的历史细节，暴露了这段阴暗血腥的历史。由此，此书也详尽展现了1930至1940年代民国特务制度的发展历程，能够极大地丰富并启发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的认识。

编者说明

增订版序

前  言 幽灵

章 多面人戴笠

第二章 打流

第三章 投奔

第四章 十人团

第五章 “力行运作社”——蒋的共济会

第六章 创建力行社

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

第八章 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

第九章 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

第十章 各省的蓝衣社

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战

第十二章 行刑队

第十三章 行刺

第十四章 警察学校

第十五章 躺进棺材

第十六章 裙带

第十七章 战争与别动队

第十八章 训练营

第十九章 密码战争

第二十章 戴笠、梅乐斯及中美合作所的成立

第二十一章 中美合作所训练营

第二十二章 间谍

第二十三章 战时戴笠的走私网

第二十四章 战时重庆的军统

第二十五章 陨落之星

跋 妖魔

附录一 1939年下半年特训总队组织表

附录二 1943—1945年间军统机关组织表

附录三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

附录四 中美合作所训练班

附录五 访谈陈立夫笔记

参考文献

致    谢

代后记  讲述中国历史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 1937—2006）

　　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汉学三杰”之一；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美国历史家协会会长、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他的著作曾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1987年度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加州大学出版社颁发的1987年度伯克利奖和美国城市历史协会颁发的非北美城市历史*书籍奖。由于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突出贡献，他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予伯克利奖章。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曾盛赞魏斐德为当代杰出的中国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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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多面人戴笠

　　我站了起来，凌按惯例做详细的介绍，于是砍手鞠了鞠躬。他穿了件高领的蓝黑色党服，四十岁左右，双目锐利，中等身材，蓬乱的头发剪成西式分向一边。言谈举止，显示出他既大权在握，又能巧妙而毫不留情地使用这种权力。我完全可以相信，他便是中国令人惧怕的人。

赫博特

· 雅德类：《中国黑室》

中国的希姆莱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少数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当戴笠处于鼎盛时期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而多彩的印象。“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 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的身材中等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身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他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Canaris）上将，而是海因里希·希姆莱”。

　　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他冷酷、狡猾而残忍。

　　纳粹冲锋队头子的帽子不是轻易摘得掉的。那些将戴笠简称为 T. L的西方人经常把戴笠称作“中国的希姆莱”。那时在美国政府的情报圈子里，大多数官员都相信“戴笠将军以刽子手闻名；以他为首的‘蓝衣社’，是个类似盖世太保的组织，至少在上海是众所周知的；对政敌他有自己的集中营；他不喜欢外国人，而且很少有外国人见过他”。

　　戴笠自己知道这个绰号，而且他不止一次试图向他的美国朋友们证实“他支持民主”。1945 年 4 月 3 日，蒋介石检阅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锐部队”，即坐落在重庆外的歌乐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举行了一场奢华的宴会，耗尽了他从家乡浙江带来的 200 斤珍贵黄酒。歌乐山乐队学会了演奏“扬基歌”和“迪克斯”，而且当人群里的美国人为这些歌曲拍手欢呼时，演员们还准备演中国戏。这时戴笠突然打断了聚会，并坚持要说服美国朋友不要相信关于他的坏话。戴笠通过正式翻译刘镇芳语无伦次地说了半天，无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莱”，而只是“总司令的戴笠，仅此而已”。

总司令的戴笠

　　在戴笠所有的特点中，突出的也许是他为自己的领袖效劳的意愿。他为自己选择的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征意思是“一个仆人”，即强调了这种动物般的甘做其主人蒋介石走狗的奴性，同时又代表了封建观念中的相互尊敬。戴笠这么对别人解释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诗这么说：‘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

　　沈醉是上海站的站长，戴笠的总务处处长，他指出其上司对蒋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说他乐意当蒋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马之劳”

的说法似乎也透露出他愿意从主子那儿接受这种非人的待遇。然而，作为基于君臣互尊理想上的封建意识，这一说法也显示了一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用意。“犬马”一词源于流传百世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刘备和诸葛亮（卧龙）的隆中对。

　　公元 207—208 年，衰颓的汉室后代刘备，在其军师单福举荐了诸葛亮，并说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后，三顾茅庐，拜见这位年仅 27 岁的贤士。17 玄德终于在第三次拜访中见到诸葛亮（孔明）。他对孔明说：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申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迄无所就。惟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实为万幸！

　　孔明谦逊地否认了自己的才能。但经不住玄德再三恳求，他提出在西川咽喉地带后面（巴蜀，即现在的四川）建立一个基地的卓越战略，刘备可以从那里起家，终征服北方内地，复兴汉室。当孔明一再自谦地拒绝玄德时，这位汉室宗亲落泪了。他哭道：“先生不出，如苍生何？”

孔明为玄德的诚挚所动，说：“将军既不相弃，愿效犬马之劳。”

　　对诸葛亮来说，玄德的恳请是他决定当军师的原因。对精通《三国演义》并极其仰慕“卧龙”的戴笠来说，蒋介石请他当特务机构的头子，一定在他心里引起了类似的效忠之心。但在沈醉眼里，戴笠甘当总司令的“犬马”则含有自我贬低的成分，而且这一点还影响到他的下属，使人性中本来高贵的品德变为一种对主子的敌人残酷无情的意愿。

　　戴笠自己为能够“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而感到骄傲。而在他的对手们看来，这种自负是戴笠狂热地效忠于蒋介石“有公无我，有我无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专制政治的奴仆一样，戴笠是一个强和弱的矛盾结合体。他作为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人，大权在握。然而他对蒋的谦卑、对领袖的服从，终又证明了他个性上的软弱。

　　戴笠是受总司令信任的下级和警卫，只听从总司令的命令。他替总司令作内部调查工作，并负责总司令的警卫。戴及其无处不在的特务组织，被认作是中外之间非正式“业务”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共产党在重庆的联络人周恩来曾说，戴笠通过他的秘密组织控制着军事通讯、财务及外交事务。）……他的秘密警察组织在当时被用来抗衡“CC”派系控制下的党部警察，具体体现了总司令控制国民党基本的政策原则之一，即在各势力之间通过制约达到平衡。他是后来国民党专制倾向的具体象征。

　　作为蒋介石独裁的具体象征，戴笠也代表了国民党政府里强大的组织之一：军事调查统计局。

军统

　　1943 年美国武官这么形容军统（MSB）：

　　这个组织并未列在中国政府机构的名单上，然而它却是中国强大重要的组织之一。它是中国军队内高层次的领导机构。它的领导戴笠先生（将军）也许比其他军事委员会成员具有更大的权威。实际上这个局是中国的特务机构，并且据可靠情报，它拥有2万以上的男女成员。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击共产党活动。不过所有的间谍和情报工作都是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许多活动与军事行动委员会情报科有重复，而该科的副科长与这个局有直接的联系。该局还控制着上海和国统区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国特务。戴笠是蒋介石原黄埔军校的军官之一，他通常被称为“将军”，但是据说他并没有正式的军衔。消息灵通人士说，在今天的中国，除总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权力。他被认为是一个能与蒋介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见面的人物。

　　所以，很难将戴笠作为中国强大的秘密警察的头子所具有的个人影响与他和蒋介石之间的密切关系分开。在众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独裁的阴暗面。如沈醉所说，他是总司令的一把利剑，而在百姓的眼中则是蒋的刽子手。事实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独立性来自于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慑力，但是反过来说，这种威慑力几乎全来自于他与蒋的接近——加上他那些众所周知、无所不在的耳目与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头目一样，戴笠的威慑力来自于人们相信他的人无所不在。在中国和外国均有人认为：“众所周知，军统是中国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间谍网来，它在特工人员的数量上要更加庞大，在地理覆盖面积上要更加辽阔。” 1946 年，美国军事情报机构估计戴笠有 18 万便衣特工——其中 4 万人全天候地为他工作。那些着特别制服和军队制服的特工人员包括：7 万武装游击队、2 万别动军，以及美国海军认为具有 15291 名士兵的“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 4 万人的有组织的海盗。这些加起来总数有 32.5 万的实际或潜在的人员在为这个秘密警察的头子效力。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到了战争的后期，戴笠的特务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战略上都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们在马尼拉有城墙环绕的区域里发送气象预报，一直到麦克阿瑟登陆。他们在南京、汉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城市内组建警察部队。日本人发现这些警察愿意合作，便让他们照常管理，却不知所有中国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们在日本空军内有一个单独的傀儡飞行队，接受秘密命令，将日军的轰炸机于9 月15日转交给戴笠在西安城内的组织。而且在整个战争时期，在日本本土的东京皇宫里就有戴笠的特务。

　　美国的读者——公开的与秘密的——对有关戴笠无所不及的特务网络的例子十分着迷。据报告，一位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边的住宅时，发现他的翻译正在与两位身着深色长衫的陌生人说话，那两人一见他进来便离开了。翻译吓得浑身发抖地告诉他这两人差点儿杀了他，因为他回到上尉的房间时正见他们在翻上尉的东西。他乞求上尉保护他。当上尉责怪他莫名其妙时，他又开始发抖，并说：“不，这不是莫名其妙。他们是老板的人。”这位军官回忆说：“于是我一夜没睡，整晚在膝盖上架着把该死的冲锋枪，因为那两个来访者是‘老板’的人。”

　　另一个美国情报官在日占区执行秘密任务时路过一个小村子，在当地的客栈下榻。他与客栈老板一起喝着地方酒并成了朋友。于是这位美国人冒昧地建议他们去搜索所有顾客的行李。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客栈主人的“老板”要他干的吗？后来，当他们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间后，美国人说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子对于安置一个常驻的秘密警察特工来说太小了点。“多小没关系，”据说那店主这样回答，“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有老板的特工。”

　　当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并不足以使戴笠赢得他所得意的对他的普遍恐惧。他在外国人和中国人眼里的形象部分出于他残酷的名声。美国观察家认为：“许多中国人悄悄传说他用火车头内燃炉烧烤的方法来惩罚叛徒，而且他操纵了关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营。”有些中国人，如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他们对戴笠“作为一个聪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时对他“笑里藏奸”感到震惊。尽管在他的组织里他偶尔会以漫不经心的样子出现，但据说万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纪律，他便残酷无情地惩罚他。戴笠的批评者们因此向外国人指控戴笠应对许多文科教授和其他进步人士的监禁负责，同时把他形容为“中国的法西斯分子”。

亚洲的神秘人物

　　尽管他终喜欢施刑，残酷本身却并不是他那威慑力的关键所在。他虽然杀了很多人，但并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并不喜欢这么做。他对杀手们下令行刺时，通常总是与计划略微保持距离。他无疑为自己能在远距离外置他人于死地的权力有种变态的快感：死神既遥远又近在咫尺。于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变得无法预测，于是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更加奸诈危险。

这种气质在小说《红岩》里对徐鹏飞的描写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部小说讲述了内战期间军统（或后来的保密局）的情况。徐是重庆特务机构的领导，小说这样形容他穿行在阴森恐怖的总部大楼里：

　　随着徐鹏飞的出现，整座侦训大楼立刻鸦雀无声，所有的部属，正以景仰的、谄媚的种种神情迎接他。徐鹏飞对于这些，不能不由衷地感到自得满足，渐渐露出一丝稀有的浅笑，但迅速地收敛住了。和往常一样，他不能让任何人猜透他的心思，只能叫人捉摸不透他的喜怒无常的性格。他故意迟缓了巡视的步伐，毫无表情地从纷乱的目光中穿过。

　　他许多让人费解的特点与他不让人察觉他在场及保持隐姓埋名的奇妙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他不愿被拍照有关。作为“中国近代历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别刺激美国记者们的想象力，因为他完全符合他们把他当作现代的傅满洲博士的形象。

　　戴笠被认为是经历过战争的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长什么样的中国人通常不这么看。据说近四亿五千四百万的人从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从不公开露面，也不让记者采访，而且几乎从不让人给他照相。

　　《柯莱尔斯》（Colliers）杂志管他叫作“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据说戴笠是个“具有可怕权力和声名狼藉的人”，他从不接受拍照或采访。

　　戴笠是中国近代历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员里，都很少有人认识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赞赏的同时，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惧怕。

　　一个中国官员在提到他时说，他“制造了这么一个幻象，好像他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

　　而且，他无疑总是力图隐藏自己的踪迹。在二战时期的重庆，他一个人住——除了他的警卫们和连他在外就餐时都替他采购、烹饪和尝食物的白发仆人贾金南以外——这个秘密警察的头目故意地随意往返移动于三个住处间：曾家岩 151 号的公馆，上清寺康庄 3 号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馆。就在重庆城外，他在杨家山占有一座公寓，在松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总部的大礼堂后面还有一个临时的客房。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和衡阳也各有秘密住宅。战后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和苏州买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里他总放置一两部随时备用的车）。

　　几乎没人知道戴笠准确的近况。他在中国到处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线和去处总是隐瞒着的。一个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国人曾经告诉我：“他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从这一刻到那一刻将去哪儿，而且他在去任何一个地方之前，总是播散谣言。说他要去X地，然后他总是去了Y地。”在城市里他的人总给人打电话说他上路了，他们知道这电话会被窃听的；与此同时，戴笠去了另一个什么地方。正因为有窃听，所以他禁止他的办公室在电话上为他安排约见。美国人发现，他们约见他的要求必须封在信封里，而且答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递交的。

　　他甚至能在别人面前隐藏自己。记者爱泼斯坦回忆起在他去延安采访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为他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由被美国人认为受蒋信任的何应钦将军主持，国民党的日本情报专家王本胜也出席了，还有董显光。只是在会议结束时爱泼斯坦才记得还有第四个人在场，他在屋子的后面几乎没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肤，胡子拉碴，虽然不见得阴险，但在爱泼斯坦看来有副癞蛤蟆样，他自然就是戴笠。

　　深色的皮肤也是他给别人包括他后来的副手“玛丽”梅乐斯留下的强烈印象。从外表上看戴笠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与其说是中国人不如说是拉丁美洲人。他矮个子，壮实，深色的皮肤。有人说“他有点像巴蒂斯塔”。他在战时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马靴，普通的蓝制服，过时的欧式帽子。他外表中突出的是他的双手。“它们奇怪但可爱，”一个美国人曾经这么对我说，“它们不比我的三个手指更大。你见他坐在书桌前，穿着丝织的中国长袍，脸上挂着狡诈的微笑，突然出现了中国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这之前就以为他是一个残酷的人，他此刻就显得更加阴险。”

　　别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为这个特点而骄傲。他衣着的暗淡单调更增强了这一点，同时使他更能有意地隐姓埋名。正因如此，尽管他经常大宴宾客——尤其在重庆，他在公馆的马殿或虎殿里的宴会在美国人中以其精致的餐具、绝妙的咖啡和拿破仑白兰地而闻名——但他自己的生活其实相当简单。

　　比如在南京时，他以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鸡鹅巷 53 号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织垫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租的一座两层楼的房子也非常普通，跟当时他的那辆小斯特德贝克车一样不起眼。虽然有人认为他发了大财，尤其发了战争横财，但另外一些人认为他除了在与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从根本上对钱不感兴趣。

　　一般人认为戴笠财产数额巨大，然而还是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称为蒋介石政府无偿工作，这使他的个人收入变得非常神秘。有人说他的收入来自于敌人的秘密交易。美国空军飞行员曾说是来自鸦片，说他们曾从西面的成都起飞把水银运往北方各省来换取鸦片，然后交给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蒋介石对任何与鸦片有关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对蒋和他的各项原则的忠实向来是无可指责的。

　　据梅甘主教记载，戴笠作为反走私机构的头子（当时挂名在财政部下），他所处的地位使他极容易了解（并获利于）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动。然而，对当时中国的情况信息十分灵通的梅甘认为，戴笠自己并没有卷入任何这类活动。

猴王

　　戴笠对机密和匿名的执迷使他的权力带有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柯莱尔斯》杂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国传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脱逮捕、定时炸弹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无懈可击的说法很快就成为他个人传奇的一部分。”

　　另一个美国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样“以其惯用的销声匿迹的方式”逃脱了敌人 159 个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报道说他死于飞机失事时，他仍然可能在与死亡游戏而不伤一根毫毛。“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敌人想逮住或杀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结果使他享有刀枪不入的传奇式名声。”

　　尽管戴笠孤僻诡秘，他仍在社会各阶层有广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数人对他有用，这些人包括老警卫队的人，也有重要的军官、银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帮和四川秘密社会的头子们。《苏报》和《甲寅》周刊的主编章士钊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 1946 年戴笠的葬礼上他也写过赞词。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国的红衣主教田耕莘，法国在重庆的主教，还有中国天主教牧师于斌。其中他与于斌的关系可能包括业务上的接触。正是通过于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陕甘边界区的一个当地的天主教教堂里，开展起在军事委员会西北站控制下的情报收集活动。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则超出了简单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划分，尤其是在他取得名望之后。他后来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招待会女王陈云裳、南京《救国日报》的头目龚德柏及京剧演员言慧珠建立了关系。

　　在上海咖啡馆社会的所有成员中，戴笠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经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赌场。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复杂面目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唐曾说：“戴笠是个奇怪的人，他简直离不开女人的魅力。”也许这就是唐生明为什么一定让他的妻子徐来把电影明星胡蝶介绍给戴笠的原因。胡蝶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成了这个特务头子的情妇。

　　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继梅乐斯将军关于中美合作所的回忆录问世后写出并在台湾出版的各种传记的作者们，他们对戴笠的形象则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颂戴笠的书籍涌现出来，包括乔家才、毛钟新、刘培初等写的传记。一生致力于描述现代中国北方的“水浒”类英雄的台湾作家章君谷，在二手材料和对原军统官员采访的基础上编写了一部戴笠的传记，将这位秘密特务的头子描绘成一个“热忱的爱国者”，对领袖怀有“烈火”般的赤胆忠心。戴笠的头脑周密细致，能够冷酷无情地洞察到任何颠覆行为的蛛丝马迹，而对朋友和下级却待以慷慨宽容。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对章君谷这样形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

　　戴先生这个人，实在是极理智，而又极富感情的，由于他自小流浪，接触面异于常人的广泛，同时，又因为他勤勉苦学，读了很多的中国古书，所以他能将儒佛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属，对他无不既敬且畏，即使受过他的处分，人前人后，从不埋怨、怀恨，甚至于直到他死后22年的今天，也依旧对他毫无怨言。

　　戴笠所有的老搭档都强调他们的头目具有极强的记忆力和旺盛的精力。据说，他能够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一点儿也不显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觉出一个局势或一个人的动向，然后设法来充分利用局势。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况下对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隐瞒真相都是徒劳，因为他总能戳穿骗局。而且，他斩钉截铁的领导作风和雍容大度的气量，一再证明了他的果断、左右局势的能力和才干。

　　国民党将军胡宗南用这样的话概括戴笠的个性：“雨农，这位自负为孙悟空的人，认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来，几乎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他的长处是深谙人情世故，的缺点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尽管对戴如此谨慎地进行描述，人们还是无法将他在国民党拥护者眼里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敌共产党中间的名声对上号。（他的许多拥护者甚至认为，如果他没在 1946 年 3 月 17 日坠机事件中死去，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在内战中取胜。）我们曾在《红岩》里见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戴笠和军统的军官们是残酷无情的虐待狂的描写。戴笠一死，左翼记者们立刻指控戴暗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袖这类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强奸和折磨了无数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并屠杀了成千上万反对蒋介石野蛮独裁的中国青年。

　　“秘密世界是一个病态的世界，它对那些为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们具有诱惑力，他们只有在秘密的遮盖下才感到安全……这将他们与一个由理性因果关系组成的实际的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许会使他们以为由于自己了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制而为所欲为。”每当我们提醒自己这一点时，对戴笠的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会产生怀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释戴笠充满疑云的形象，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不应当使我们放弃去了解戴笠的义务，因为他起码代表了现代中国意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特别是，一场中国革命推翻了帝制之后，而另一场革命即将来临，如果我们把戴将军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只当作那个时代精神的一个折射，那么这个努力就不应当是个夸夸其谈的任务。那些政治动荡产生了一个由地下社会的残酷实践所导致，且饱受即将来临的震颤的革命想象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这些历史的曲折中，戴笠只是他所处的那个被扭曲了的时代的一个粗糙反射而已。

增订版彩插

戴笠一生

战时中国

中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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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打狗者’

　　当然，上海站也有它成功的时候。其中最著名的胜利之一，是对付共产党自称为‘打狗团’的暗杀队，它专门致力于谋杀‘叛徒’，以此来惩戒他人。[1]

1935年二组抓到了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他们说服他当了特工，来提供有助于抓捕上海地区共产党组织的高级领导的信息。但此人很快在共产党内受到怀疑，而最终被暗枪击中后倒在徐家汇附近的一个空地里。当警察发现此人时，他虽然受了重伤，却并没有死去。那时戴笠正在上海，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双料特工来设一个圈套。他们在上海的一家小报上编了个故事，[2]说秘密特工关押了一个共产党人，此人在法租界的一家医院从病危中开始复苏。戴笠的计划是让共产党暗杀队真的杀死这个受伤的人，然后他自己的特工们便可以跟踪杀手们从而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

　　这个计划差一点儿泡汤。二组的一队特务装作人力车夫或小贩在医院入口埋伏起来。到了第五天，有两个人提着水果来‘看望’这个受伤的人。他们进去不久就传出枪声。两个特工立刻冲了进去，发现病人躺在血泊中，已经死去。当他们在医院的楼层里搜寻这两个刺客时，其中的一个从医院大门跑了出来。二组的其余特工们便在后面追踪起来，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奔跑。尽管骑车的跑得比别人快，但还是丢失了追踪目标：他消失在拥挤的胡同里。在附近徒劳地搜寻了半天以后，沮丧的特工们回到了机关里，一想到戴笠的怒火他们就胆战心惊。但正当他们告诉戴笠鸡飞蛋打时，两个步行的特工来了电话。他们由于跑得慢跟不上别人而决定坐电车回机关。但在经过福熙路时，其中一个特工偶然瞥向[190]窗外，却正看见刺客中的一个正非常镇静地在路上走着。于是他们从下一站跳下车，回到那里，在一家银楼找到了刺客，现在他们正在那儿监视他。[3]

　　戴笠立刻命令对那家店铺进行全面搜查。侦查队长杨凤歧、组长徐鹏飞和沈醉几乎带了整个大队的特工去与法租界的华人侦探会合。然后，他们包围了银楼，冲了进去。里面的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反间谍的成功无意中调节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从而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础。[1]这是因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之间的电信通讯，‘[中共]中央委员会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这对党在今后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这种鼓励持续到1936年决定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展战略战术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它甚至体现出了更加巨大的意义’。[2]尽管王明在向代表大会阐述中国必须结束内战，而毛泽东却得以自行其是，积聚力量，形成了一个新的乡村战略，这一战略最终使他战胜了蒋介石和蒋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追随者们。

[1]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p.156.

[2] Braun, A Combination Agent in China, p.79。但须注意：共产国际与张国焘之间仍有无线电联系，当然也还有信使。

刑讯

　　在上海，刑讯室是在长满虱子的犯人棚子后面。除了一小部分当场向[207]军统投降的被捕者以外，其他所有人都照常受到酷刑折磨。用刑的是在一个部门头目（监察员或副队长之类）监督下的一队特别警卫，而没有合法的‘审讯员’在场。[1]换句话说，没有人阻止刑讯成为一种对受刑者的残害方式。就像被囚禁者们说的：‘只有好好走进去的，难得有好好走出来的。’[2]受刑是必然的程序，上刑是审讯过程中永远存在的威胁，就像小说《红岩》里特务头子徐鹏飞审问共产党员许云峰时那样。[3]在审讯中，当共产党特工表现出明显的高傲时，徐鹏飞忽然让墙上的铁门打开，从里面的拷打室射出一阵耀眼的亮光，同时传来一阵血腥气，那是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许云峰的助手，他也被特工抓进来了。

　　‘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还钉着一副沉重的铁镣。鲜红的血水，正从那一动不动的肉体上往水泥地面滴落……

　　‘几个胸前露出黑毛的人影，提着带血的皮鞭，把一件黄皮夹克掷向那毫无知觉的躯体，突然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狞笑。’[4]

　　施刑过程中各种残酷的细节在小说里得到反复描写。它给秘密世界的主子——戴笠和他的干将们，最终带来一种内心深处的变态的权力感。[5]

　　‘鞭子在空中呼啸，落在肉体上发出低钝的响音……从转椅上欠起身来，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吐出一口烟圈，他倾听着这阵惨叫，像倾听一曲美妙的音乐。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冰凉的冷笑。若干年来，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如果任何时候，听不见拷打的嚎叫，他会感到空虚和恐怖。只有不断的刑讯，才能使他感觉自己的存在和力量。’[6]

　　这个坐在转椅里的人就是略为改头换面的徐远举少将，军统的‘噬血[208]魔鬼’之一，他在1948年任军统西南局二处处长兼军统保卫处处长。

　　反复谈论军统行刑队的这种恐怖性并非是件愉快的事，但我们如果不简要地审视一下作为戴笠领导的国民党秘密特...

　　那些年代戴笠对部下战略指示的重点可用五个字概括：裙、办、师、财、干。[1]他对这些词的解释直截了当，一目了然。裙，不能再明显了。戴笠经常说，在‘玩政治’方面，总离不开‘裙带关系’。[2]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量地去发现这些关系，甚至去创造它们，然后利用性关系去实现你的意志。而在‘外交’方面，则指战国时代周游列国的‘说客’，在今天说来，就是军阀们驻上海或北平的办事处处长，专‘办’他的事务。这类人是‘千里眼，万事通’。与此同时，你得知道如何结识和操纵为高级领导人服务的各种‘师’，就是军师、绍兴军师爷之流，即现在为统治中国军队的将军们当‘机要秘书’和‘参谋长’的这些人。假如你抓住了他们，其他一切都好办：‘上下通气，一通万通’。[3]‘财’很重要，它是压阵脚的。而‘干’，是指同时做上述的所有事项。‘当然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4]

[1] 文[301]强：《戴笠其人》，第190页。

[2] ‘裙带’关系并非指性关系，而指通过一个人婚姻关系建立的网络。传统上的‘裙带关系’指君王与其后妃家庭间的关系。利用裙带关系的目的是通过一个重要的男人的妻妾或朋友而拉他的关系。

[3] 戴笠组织的另一个座右铭是：‘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9页。

[4] 这是对‘过关斩将，势如破竹’的解译。原指《三国演义》中关公逃离曹营一幕。文强：《戴笠其人》，第190—191页。

　　中美两国为摧毁共同敌人求得军事上之胜利，特设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完成此项任务，特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特派：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

　　驻美大使馆陆军中校副武官肖勃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特派：

　　海军部部长诺克斯

　　战略业务局局长陆军少将邓诺文

　　战略业务局驻华主任海军上校梅乐斯

　　双方代表彼此验明全权证书均属妥善签订合作协定条文如下[2]：

　　1.　力求在中国沿海、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敌各占领地区、打击吾人共同敌人起见，特在中国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其目的在以中国战区为根据地，用美国物资及技术，协同对远东各地之矿产、工厂、仓库，以及其他军事设备予以有效之打击。

　　2.　本合作执行机构定名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下简称本所），其组织系统与业务分配如附表。

　　3.　为便于业务之进行，美国愿意无代价供给一切物资，基于友谊而[489]与中国合作，故在美国名为‘有益合作’，在中国之英文名称为Sinc【Sino-】 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简称为SACO，此与英文Sockc发音相同，含有有效之猛攻或突击之意义。

　　4.　本所之工作人员均须宣誓努力打击日本，并对本所之组织与业务及其与本所有关之同盟各单位情形，保守绝对之秘密。

　　5.　本所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主任由华方任之，副主任由美方任之。

　　6.　本所各部门之工作由主任副主任商讨决定之。

　　7.　本所负责人及全部职员因在中国执行业务，为求得行动方便及身份证明起见，均须呈请蒋委员长任命之。

　　8.　在美国训练业已成熟、绝对可靠、并已宣誓对同盟国家效忠之缅甸、泰国、朝鲜、台湾、安南等处人员，经美方提出、华方认可后，准在本所指挥下参加工作。惟此项工作人员在其工作目的地之布置与其工作之实施，应与本...

皈依

　　陈立夫对于自己成功地‘改造’了16000多名年轻共产党人回到国民党那里的事实感到非常骄傲。关键是让他们理解：他们是在跟什么战斗、为什么？那些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理念意味着什么？若剥去共产党意识形态层面后，它们的实质是什么？陈立夫强调，得让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文化、中国传统价值观，一旦学了这些之后，他们就自动放弃共产党的信仰了。他说16000多个年轻人就是这么转变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后来在全中国范围内成了国民党地方支部的成员。

编辑推荐

　　纪念魏斐德先生诞辰八十周年

　　美国汉学三杰之一 魏斐德 经典之作 历经十年积淀

　　海外汉学界系统性研究戴笠与民国特务组织的学术著作

　　叩问中国政治中的暴力、残酷与扭曲

　　全新增订本，魏斐德访谈陈立夫笔记首度公开

　　动荡的乱世、变革的时代中，

　　一位流氓知识分子的权力之路，

　　一张地下秘密世界的吞噬之网，

　　一段现代警察制度的荆棘之生。

　　魏斐德经典代表作之一，历经十年积淀成书。海外汉学界系统性研究民国特务组织的学术著作，一经问世便得到海内外学人及读者的高度评价。

　　本次增订版《间谍王》收入魏斐德访谈陈立夫笔记，属这一珍贵史料的首次公开。另外，增加了导读文字、精美插图和代后记“讲述中国历史”，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此书与魏斐德的学术特色。

　　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经典。随着台湾国防部的档案开放，证明了迄今为止世界上发表的诸多关于戴笠的研究，属魏斐德的著述*为准确。

　　话题历久弥新，不断启发当代人。间谍和特工，因其手段与方式而具有明显的道德争议，属政治与道德的灰色地带，因此它暴露一个政权的真正政治信仰与道德底线。揭示重现它的历史，是解析一个政权的重要部分。同时，从西方人的角度剖析中国历史，为我们提供反思传统与文化的独特视角。

《洪业：清朝开国史》点击进入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点击进入

《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点击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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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媒体评论

封底书评：

　　魏斐德2000年以后的生涯几乎都用于探索20世纪初犯罪、间谍与腐败的世界。在《间谍王》与《上海警察》《上海歹土》中，他反复关注相同的主题：政治斗争，权力的欲望，个人的弱点。但凡听过他谈论这些研究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他对于在华盛顿和上海所发现的秘密警察档案，怀有无限热情；读者也会毫无保留地感受到，中国政治受何种力量的驱动，以及盘踞在对“乱”的恐惧中的可怕力量，这些都是魏斐德始终不懈地探索着的问题。

　　　　　　　　　　　　　　　——欧立德（Mark

C. Elliott，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

　　魏斐德是一位叙述历史的大师，这一点在《间谍王》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对资料的详尽掌握与轻快的文学风格，使他不局限于讲述故事，还能在描述中精准地把握分析。这部书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国民党政权的了解，当代中国的读者、学者将从中获益良多。

　　　　　　　　　　　　　　　——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法国大学荣誉教授）

名人书评：

　　许知远：剧烈变革时代的巨蟒（载《商务周刊》2004年第20期，节选）

　　当合法性的权力越无法建立时，隐形的、暴力的、不可告人的权力就占据着越大的空间。在混乱中，立场与原则彻底消失了，对权力的攫取变成了*的目的。戴笠不断地与共产党、日本斗争，也要与来自国民党内部的挑战者斗争。

　　在漫长的中国传统中，从来就不缺乏戴笠式的人物，他们从社会边缘出发，试图获得中心位置，与其说他们拥有智慧，不如说他们拥有过人的精明与狡猾。他们心中有理想，但无疑这些理想是狭隘的，所有理想往往转化成毫无顾忌地侵害他人。只不过戴笠恰好赶上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一个面临全面性危机、分裂的社会给他以舞台。他比别人更残酷，更不择手段，而不是他有什么魔力。

　　胡文辉：本土视野的美国“汉学三杰”（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5月23日，节选）

    （魏斐德）比孔飞力高产，又比史景迁专业，方面既广，质量也高。不过，我认真读过的仅有新近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种。戴笠及其军统局，向来是民国野史的热门题材，却极少成为大陆学院派史学的研讨对象，更没有相关的专业论著。魏裴德此书，相信是至今为止关于戴笠的*详尽综述，在相当时期内大陆学人都将瞠乎其后。秘密警察实在是蒋介石政权一个关键性的侧面，戴笠在抗战前后更成为蒋政权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其隐性影响极大；故此书的价值不在戴笠个人，而在透过戴笠，深入讨论国民党的秘密警察现象。不理解戴笠的军统，就不能真正认识国民党政权；正如不理解盖世太保，也不能真正认识纳粹德国，不理解克格勃，也不能真正认识斯大林主义的苏俄。

　　更值得留意的，是第五至十章关于蓝衣社的述论。除了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以外，这应是此间汉语学界对蓝衣社*紧密的总结了。所谓“蓝衣社”，其实是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命名，源自外部舆论及民间社会的讹传，真实的组织称作“中华复兴社”，核心组织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创始于内忧外患的1932年；力行社由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军校青年军官发动，初始动机是回到黄金时代，恢复失落的革命精神，扫荡官僚政治的腐败，以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主义为榜样，强化领袖权威，倡导民族复兴，对外抗衡日本的侵削，对内消灭中共的威胁。而戴笠的政治起点，正是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魏裴德指出：“如果将力行社会行为在其前沿团体中筑巢的话，那么特务处便是它孵化的产物，尽管这一点使力行社的创建者们非常不快。”等到力行社因国共合作而解散，特务处转型为军统局，戴笠遂独当一面，成为蒋介石*得力的政治打手。

　　如果说蓝衣社是国民党的冲锋队，那么军统就相当于后来居上的盖世太保，而戴笠也被称作“中国的希姆莱”。军统势力的迅速崛起，正是蓝衣社运动失败的替代品；戴笠在特务政治上的局部成功，其实也正是蒋介石在总体政治上的失败。一场熬来充满理想主义狂热的青年运动，一种”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如此轻易地就蜕化为功利而嗜血的暗杀政治，这是民国史上的悲剧。魏裴德为我们认识这出悲剧，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和历史剖析。

书籍介绍

【纪念魏斐德先生诞辰八十周年】

《间谍王》以国民党军统特务为研究对象，采用大量相关回忆录和档案资料，是海外学者最早研究民国特务系统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此书以“间谍王”戴笠的生平全貌及政治经历为线索，主要研究其庞大神秘的间谍王国的发展历程。作者讲述了黄埔军校时期蓝衣社、立行社等组织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抗战爆发以后"军统"的迅速扩张；同时通过丰富的材料还原了特务培养及行动的历史细节，暴露了这段阴暗血腥的历史。由此，此书也详尽展现了1930至1940年代民国特务制度的发展历程，能够极大地丰富并启发我们对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的认识。

○ 美国“汉学三杰”之一魏斐德先生的经典之作，历经十年积淀。

○ 海外汉学界首部系统性研究戴笠与民国特务组织的学术著作，叩问中国政治中的暴力、残酷与扭曲。

○ 全新增订本——魏斐德访谈陈立夫笔记首度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