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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六个领域的丰富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示，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机制。“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关注中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政府和军队。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并可能找到一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范式。

序

致谢

导言：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共有历史

19世纪的使者

章　蒲安臣——中国派往世界的位使节

第二章　中国批留学生——19世纪的清代留美幼童

第三章　戈鲲化：美国位汉语教师

国际化中的中国和美国

第四章　古德诺：中国的美国顾问

第五章　约翰·杜威：洋孔子兼文化大使

大众文化与中美关系

第六章　由体育运动而产生的共有外交旅程

结 语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徐国琦，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香港大学历史学特聘讲座教授。近年来致力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史和共有历史研究，目前已经出版多部专著，代表著作有：《中国与大战》（China and the Great War）、《一战中的华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亚洲与一战》（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目前正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何为中国》（Idea of China）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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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幼童在美国

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成为中国批留美学童的落脚点。这是一座富裕的城市，是美国人均收入的城市之一。它有优良的公共教育体系，这里的人积极进取、头脑开明，对中国人很友善。哈特福德当时是美国学人的心仪之地，著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离它不远。很多有影响的美国人选择住在哈特福德，其中就有马克·吐温，他称哈特福德是“我所见过的建筑美、漂亮的城市”。

当征求“有文明教养”的家庭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消息公布之后，反响巨大。在首批三十名学童1872年来到这里之前，康涅狄格州教育委员会主席波得赛·诺斯罗普（Birdsey G. Northrop）就已经收到了七十一个家庭的来信，表示愿意接收中国学童住在他们家里。这个规模甚至能够满足一百四十二名而不仅仅是三十名学童的住宿需要。10月下旬，诺斯罗普再次发出通知，为下一年将要到来的四十名中国学童征求接待家庭，又有将近一百五十个代表着“秀的基督教文明的家庭”表示有兴趣。尽管中方对接待家庭的付出给予了足够的资金补偿，但是在这些愿意接待中国学生的美国家庭中，有种真诚的愿望要参与到这个“担负着中国未来之前途的实验”中来。这些中国学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被作为寄宿生来看待”。

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直接接触使双方都既兴奋又紧强。一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从旧金山出发之后，火车上来了土匪。他无意中听到带队的一名中国教师“乞求所有的神灵来保佑他”。他聪明地打趣道：“美国文明的一个内涵就这样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永久烙印。”学童们有时候会引来不礼貌的好奇，令人不快。一名学童回忆道：“我们次出现在美国人的家中，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件令人发笑的事情。我们穿着全套的中式服装，后面留着辫子，脚上穿着缎子鞋，前面光头，身上是丝绸长袍，宽大的上衣，里面是亚麻布的衬衣。”有一次，四名学童在吃晚餐，当地一名女子来到他们的接待者家中，对学童们的辫子惊讶不已。这位女士实在太好奇了，开始摸他们的辫子，还翻来覆去摆弄着仔细看。学童的接待家庭感到非常尴尬，不得不请她离开。

误会在双方都有发生，特别是由于许多学童年龄幼小。一名11岁的学童在学习上进步极快，但对自己被称作“不信教的中国人”很反感。在一个星期天，美国朋友邀请他去教堂，他生气地反问道，为什么要让他这个“不信教的中国人”去教堂呢。除去误解和文化上的差异，这些学童都成绩优异，表现极其出色。哈特福德的报纸报道，他们“完全掌握了语言，同当地学生为获得学校的荣誉奖励展开激烈竞争”。在哈特福德一所学校的全体四、五年级学生举办了一个英文书法展览，漂亮的英文字体出自中国学童蔡廷干之手，而他来这个学校还不到一年。据哈特福德报纸报道，在1878年的哈特福德公立高中毕业演讲排练中，梁敦彦是“这一天的雄狮”。他的演说题目为《北极熊》，演讲在毕业典礼上博得了听众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以至于他被再一次叫上台致谢。《北极熊》是他的毕业论文，论述俄国及其对世界和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在1877—1878年间，“贫穷落后的土耳其人”和强大的俄国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梁敦彦提醒听众，在俄国冠冕堂皇的名义下，要看到北极熊危险的利爪：

她的整个历史已经表明她的拥抱是致命的……对芬兰、巴尔干诸省和波兰的吞并……在中国边界的蚕食全部是蓄意的侵略；现在，她比过去还要强大，她会改变策略吗？就算一个小孩子也绝不会再相信另一个骗去他手中玻璃球的小孩子。人们怎么会相信一个为了自己的扩张而掠夺了这么多外国领土的俄国呢？

他警告这个世界不要太天真：“土耳其被击碎，她（俄国）的[扩张]路上就少了一个障碍……距离救不了任何人；同样的命运迟早要降临到所有人头上，那时人们都将处于北极熊强大势力的阴影之下。”不出人们所料，梁敦彦后来成为中国秀的外交官之一。以“旋风杰克”闻名的黄开甲是另一名以辩才著称的学童。如他的一个同学所言，“此人可以在熟睡中被摇醒后不加准备，立刻发表一篇很好的演说”。

1876年举行了纪念美国独立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为此那一年在费城举办了世界博览会。留美学生的作品也被选入，以展示他们所取得的出众成绩。全体留美学童于8月21日前往费城，并在那里住了几天。他们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所住的旅馆和用餐的饭店都挂起了清朝的龙旗，以示他们的到来，乐队还在他们进出的时刻奏乐。学生们还受到了“优雅异性”相当多的关注，但是至少根据报纸报道，他们看上去对机械比对其他事物更感兴趣。在博览会主楼的教育厅，展出了留美学童绘制的地图和素描。格兰特总统还特别接见了少年留学生，同他们一一握手。

美国学者约翰·哈达德（John Haddad）近写道，如果不是因为中国留美学童，对中国持同情态度的人还会继续保持对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热爱，却无须面对现代化这一问题，人们会称赞日本人富于进取的美德，同时依旧错误地批评中国人落后是因为中国人本身有缺陷。中国学童在博览会上的出现，“迫使这些非难中国人的声音有所减弱，并且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并非先前所认为的那样毫无希望”。《纽约论坛报》的记者写道：“他们脸上生气勃勃、聪明好学的表情显示出对知识的渴望，其热切程度同那些没有枣核眼或留辫子的男孩子同样强烈。”这些学童自身成了中国魅力的展示。南北战争时期，北方军队将领、康涅狄格州前州长约瑟夫·罗斯威尔·霍利（Joseph Roswell Hawley）在博览会上向包括中国学童在内的听众发表演讲。他扫视着听众中那几排中国学童说道，你们是“听我演讲的奇特的观众”，“不过，我非常高兴看到你们精神焕发的脸”。他告诉他们：“当你们在这里经过几年的预备之后，将返回家乡，成为那片土地上的生力军，我们相互会有更多的了解，我们能够交流知识，成为更好的朋友。”透过这些留美幼童，霍利预期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享有一段共同的历史。

中国学童改变之迅速，同样令美国人赞叹。这些幼童刚来时穿的是中式套装，但他们很快就将其抛开，换上了美式服装，其中许多人都成为一流的着装者。前面提到，很多幼童都因为他们的特长、中文名字的发音或长相被起了外号。唐绍仪被称作“阿贾克斯（即希腊神话中的勇士，身材魁梧）”，钟文耀被称为“小精灵”。尽管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体育锻炼不感兴趣，但这些在美国的幼童都对体育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打棒球。梁敦彦不仅演讲出色，还是一名优秀的棒球手和橄榄球队员。

1876年，留美学童组织了自己的棒球队，并在同当地球队的比赛中表现不俗。威廉·里昂·菲尔普斯（William Lyon Phelps）曾是很多中国留美幼童的同学，后来成为耶鲁大学一名杰出的教授。他一生都记得这些留美幼童。他在自传中写道，这些中国学生“教养极佳，是优秀的运动健将，思维活跃，成绩优异，擅长体育”。根据菲尔普斯所说，“这些幼童除了有一条长辫子，和我们穿得一模一样。他们打橄榄球的时候，把辫子塞在衬衣里面，有时候缠在头上；如果辫子松了，给对手的机会可实在太大了。所有运动对于他们来说当然都是新鲜的，可是他们很快就在棒球、橄榄球、冰球方面表现优异，以‘快手’著称。而在花样滑冰中，他们超越了所有的人”。这些年幼的中国人不仅在体育运动和社会生活方面都极其灵巧，在接受近代科技方面也异常迅速。当时自行车刚刚出现，而在哈特福德中学先拥有自行车的男孩子是吴仰曾，当许多美国人都还对这个新装置感到陌生时，吴仰曾已经开心地骑着他的“怪异的高机器”到处跑了。

这些中国少年给美国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美国人仍然记得他们每一个人。学童中有人在大学里继续参加体育运动。钟文耀生于1860年，被耶鲁大学录取的时候体重只有九十磅，身高大约5.2英尺，然而他“受到所有人的爱戴”。在耶鲁，他成为赛艇队发号施令的号手，在比赛中指挥赛艇如同“外出练习转一圈”那样沉着自如。据当地一家报纸报道，在钟文耀之前，赛艇队没有胜任的号手，一直成绩不佳。钟文耀“令人赞叹地坐在船头……他个头小，又轻，不是什么多余的负担，同时又沉着镇定，头脑清醒”。耶鲁大学开了中国人担任学校赛艇队号手的先例。不过刚开始钟文耀也碰到了难题，据说教练要求他必须大声责骂划桨的选手，逼迫他们拼尽全力划桨，但是钟文耀还是坐着不出声，因为他的天性就是沉静和不动声色；可是教练坚持要求，结果他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没有任何重点地、机械地、冷不丁重复蹦出“该死！”或者有时候是“一，松开—该四（死）！二，抬头，用力划，该四（死）！”桨手们无论如何也忍不住大笑，求他别再这样叫骂。1880年，耶鲁大学赛艇队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这主要归功于钟文耀对于水流的熟悉和了解，适时因势利导，带领队友取胜。

另一名运动员邓士聪，身材短小，重心接近地面，他“奔跑如猎狗，躲闪快如猫”，这正是美国橄榄球队员所需要的理想的素质。难怪当孩子们一起打橄榄球的时候，邓士聪很快就被一个球队选中。邓士聪有的是优雅和速度，而另一名幼童康庚龄则“有牛劲”。他肩宽体壮，永远是一副好脾气，面带微笑，然而他能拖着四五个美国男孩冲过底线。在棒球方面，有一名中国幼童是神投手，对方几乎打不到他的投球，而另一名中国幼童在击球时，他的球棒“像一个婴儿吸奶瓶那样直击棒球，分毫不差”。

在待人接物方面，中国学童也同样出色。根据曹嘉祥的美国同学和好友威廉·里昂·菲尔普斯的回忆，曹嘉祥“庄重而严肃”。菲尔普斯坦承，甚至早在那时候，曹嘉祥就是“在这世界上我永远无法企及的人，比我成熟老练得多”。菲尔普斯回忆：“在课堂上听到这个年轻人翻译恺撒大帝的话，真是一场大开眼界的博雅教育。”曹嘉祥和菲尔普斯曾经每个星期六都一起到西哈特福德去打猎，寻找草地雀和黄鹀。曹嘉祥有一杆重量超过12磅的长枪，他一整天都背着它，从不抱怨，并且“在惊人的远距离内射中鸟儿的翅膀”。菲尔普斯写道：“当这些男孩子在我们无尽的遗憾中被召回中国的时候，丘[即曹嘉祥]把他的长枪送给我，作为永恒的友谊的象征。他在中国加入了海军。我希望我知道现在他在哪里。”菲尔普斯回忆，这些中国男孩“还在许多方面把我们比了下去，让我们相当嫉妒”。他们一旦“进入社交场所，我们谁都没有机会了”。这究竟是出于“同东方人跳舞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愉快感受，抑或更可能是出于他们举止谈吐所散发出的真正魅力，我实在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舞会和欢迎聚会上，雅、受邀请多的美女一成不变地青睐来自东方的乡村少年们。当女孩们刻意从我的美国伙伴们身边经过，以超出惯常礼仪所需的优雅去接受中国对手的邀请时，我仍然记得伙伴们脸上那痛苦的表情……东方人跳舞也跳得非常美”。

不幸的是，正是这种对于美国生活方式成功的适应和改变，为后来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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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人一直在自问，他们的国家究竟是一个帝国，一座民主的灯塔，还是一个处于严重衰落中的超级大国？更糟糕的是，美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面对显著的敌人而团结奋斗，如今却因找不到明确的对手而陷入困惑。

从历史上看，不存在永远的超级大国，，更何况是靠谱借债支撑的超级大国。罗马帝国消亡了，同样的命运也曾降临在中华帝国、沙俄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头上，美国是抗拒历史命运，还是会收到命运的格外垂青，连美国人自己都说不清楚。

中国人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因为他们的基本认同植根于世界上最悠久并一脉相承的文明的骄傲中。中国人从不需要将文化同政治分开，也从不认为有必要将国家与文明分开。传统的中国就是“天下”，天朝的价值观就是全世界的价值观。

当中国人在20世纪初丢弃儒家文明转向西方文明之后，又不得不陷入另外一个怀疑：中国到底是一个文明，还是一个名族国家？中国是一个政党国家还是一个文明废墟？他们不经担心起自己的“中国化”能否延续下去，就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西方的舶来品。1931年，乔治*丹顿写到：“中华文明的悲剧在于，尽管他们实际上从整个宇宙的高度出发考虑问题，但他们眼中的宇宙却是一个微观宇宙。”

当美国有声望的有识之士忙于保护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建筑，中国却以发展的经济的名义，不假思索，毫无遗憾地铲平了古代建筑和遗迹，历史化成了尘土。

这两个国家在不同时期互为榜样，美国国父如本杰明 富兰克林，便被中国所吸引，他认为中国是“最古老的，并且为悠久历史证明了的最有智慧的国家。”富兰克林曾认为，对美国来说，中国应该是比欧洲更好的榜样。

诚然，由于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模式的不同，他们将来注定还会有很多对抗和冲突，但重要的是两国间仍然需要维持一种健康的关系，因为在很多方面他们仍然同处一舟，他们的命运依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基辛格《论中国》一书中，强调中国人和美国人“相互需要，...

以“共有的历史”为着重点，不仅在学术上对于发展跨国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当时对蒲安臣持怀疑态度的人批评蒲安臣幼稚可笑，只是碰巧到了中国，回到家乡却许诺“将光辉的十字架竖立在[中国的]每一座山岭之上”。然而，他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真诚愿望，以及他为了让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恰恰是今天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需要承认的。太多的时候哪一方都不愿意站在理性的一面：每当有一方开放自己愿意磋商的时候，另一方则不以为然。

杰出的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在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中国：一部新历史》（ China： A New History）中写道：“或许中国人最终会加入到广大的外部世界之中，却恰好赶上这个世界的崩溃。”当西方经济萎缩、力量均衡的天平倒向中国的时候，如果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对中国关系的掌控上出现失误，费正清说的可能没错。

在一个层面的国际关系中人们假定国家之间存在分歧及潜在的冲突，而在另一个层面，国际关系实质上意味着无限的跨越全球的交往。

这本书将焦点集中在中美两国民间的、个人的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而不是像许多同类著作那样只述及两国政府之间的官方往来。这本书从一开始就向人们展示，不管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如何演变，都存在自成一体的各阶层交往，即非政府的交往，这一类互动自始至终都很活跃。

所有历史都属于全人类。从来就不存在只为某一个国家及其人民所拥有而不能被任何其他人所共享的历史。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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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人与美国人踏上危险的旅程，这样的历史就是*好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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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历史”三部曲中文版首次登场，开辟国际关系研究的新疆域，重新定义国际史领域的关键面向。众多中外学者交口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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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细节丰富的个案，两百年的中美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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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向欧美派出的*位官方使者，是美国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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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计划半途终止，李鸿章和容闳互相埋怨。幼童回国，成为国家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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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美国排华风潮盛行，哈佛大学反而请籍籍无名的戈鲲化去教授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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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古德诺担任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在陌生的政治文化中进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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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要打到“孔家店”，胡适却从美国请来了“西方孔子”约翰·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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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底层的乒乓球交流，庄则栋一次主动的握手，搭起了中国与美国建交的桥梁。

媒体评论

这本书的副标题“一部共有的历史”，不但是表明徐国琦解读美中关系史的关键所在，而且指出了当今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方向。徐国琦自己就是“共有的历史”精神的代表，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研究，实际上为整个世界的历史研究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入江昭（哈佛大学教授）

中美人民关系的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而非只是高层的政治与外交的历史。我们的关系向来受到那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以及前往中国的美国的私领域所定义。来去两国间的他们是顾问，是学生与老师，是劳工、知识分子、创业家，至今依旧如此。本书收录中美人民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共有历史的精彩文章，作者重新讲述了当时著名的旅居人士的故事，他们是建构了我们数个世代所继承的中美关系基础的文化大使，现在却不为人所知。所有认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生都一定想阅读本书。

——柯伟林（哈佛大学教授）

在广泛、高度原创并且可靠的研究支持之下，徐国琦的作品确实另辟蹊径，充满学者风范与聪明才智，重新定义了整体国际历史研究的某些关键面向，其中更以中美关系研究为*。本书专注于个人而非国家、政府等各种体制机构，呈现出重要并发人深省的“共有历史”主题，讲述中美人民彼此的相遇。他不使用复杂、模糊或无意义的专有名词为读者带来负担，而是说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陈兼（康奈尔大学教授）

《中国人和美国人》着眼于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历程和追求，从国际史的视角重建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经历，提供了关于中美关系史的新叙事……不仅带来了学术上的范式创新，而且展现了参与现实的思想力量，值得每一位中美关系史研究者和关心中美关系的人阅读。

——王立新（北京大学教授）

徐教授师承入江昭教授，研究领域纵横出入于多重国际关系的脉络，睿见频出。本书正是国际级史家技艺的展现，不仅可以替有心问津斯道的后来新秀指引方向，也是一般读者向历史探求智慧的启蒙凭借。

——潘光哲（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

徐氏希望通过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个案经历，建构出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心理认知和共同愿望，而非完全依赖国家力量主导一切。……“共有的历史”可以是中美共同经历的希望、沮丧、挫败，掌握此一取径将可扩展至其他主题的研究；它可以贯穿于文化交流、政府活动、商业伙伴、军事合作、技术转移等各个层面，通过具体个案来探索与之联系的中国史、美国史以及中美之间的经历和意义，找寻相互利用、相互竞争、合作分享、冲突分歧等各方面的交往意义。

——吴翎君（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书籍介绍

本书利用丰富的档案材料，将焦点集中在民间、个人以及非政府机构之间的互相交往和积极互动上，梳理了蒲安臣、留美幼童、戈鲲化、古德诺、杜威、国际体育等六个领域的丰富历史轨迹，向读者展示，无论中美两国的官方外交关系如何变幻不定，民间和文化层次的交往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特质和运行规律，并且始终保持高度的活跃机制。“共有的历史”注重文化层面和非政府之间的关系，关注中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和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只注重政府和军队。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解读出一种全新的中美关系史，并可能找到一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范式。

这本书的副标题“一部共有的历史”，不但是表明徐国琦解读美中关系史的关键所在，而且指出了当今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发展方向。徐国琦自己就是“共有的历史”精神的代表，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历史研究，实际上为整个世界的历史研究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入江昭（哈佛大学教授）

中美人民关系的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而非只是高层的政治与外交的历史。我们的关系向来受到那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以及前往中国的美国的私领域所定义。来去两国间的他们是顾问，是学生与老师，是劳工、知识分子、创业家，至今依旧如此。本书收录中美人民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共有历史的精彩文章，作者重新讲述了当时著名的旅居人士的故事，他们是建构了我们数个世代所继承的中美关系基础的文化大使，现在却不为人所知。所有认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生都一定想阅读本书。

——柯伟林（哈佛大学教授）

在广泛、高度原创并且可靠的研究支持之下，徐国琦的作品确实另辟蹊径，充满学者风范与聪明才智，重新定义了整体国际历史研究的某些关键面向，其中更以中美关系研究为最。本书专注于个人而非国家、政府等各种体制机构，呈现出重要并发人深省的“共有历史”主题，讲述中美人民彼此的相遇。他不使用复杂、模糊或无意义的专有名词为读者带来负担，而是说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陈兼（康奈尔大学教授）

《中国人和美国人》着眼于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历程和追求，从国际史的视角重建中美两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经历，提供了关于中美关系史的新叙事……不仅带来了学术上的范式创新，而且展现了参与现实的思想力量，值得每一位中美关系史研究者和关心中美关系的人阅读。

——王立新（北京大学教授）

徐教授师承入江昭教授，研究领域纵横出入于多重国际关系的脉络，睿见频出。本书正是国际级史家技艺的展现，不仅可以替有心问津斯道的后来新秀指引方向，也是一般读者向历史探求智慧的启蒙凭借。

——潘光哲（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

徐氏希望通过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个案经历，建构出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心理认知和共同愿望，而非完全依赖国家力量主导一切。……“共有的历史”可以是中美共同经历的希望、沮丧、挫败，掌握此一取径将可扩展至其他主题的研究；它可以贯穿于文化交流、政府活动、商业伙伴、军事合作、技术转移等各个层面，通过具体个案来探索与之联系的中国史、美国史以及中美之间的经历和意义，找寻相互利用、相互竞争、合作分享、冲突分歧等各方面的交往意义。

——吴翎君（台湾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