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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第1版, 平装,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序言 001

似是而非种种

第一章 要幸福还是要公正？ 001

人们如此渴求着正义，而所谓正义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观念，并且总是混沌的、模糊的，屡屡经不起合乎逻辑的追问；任何建立一整套清晰的理论体系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至多可以被看作一种动机良好的呼吁罢了。

第二章 何谓正义，是具体的目标还是抽象的准则？ 015

从古代中国的百家争鸣到现当代西方世界里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喋喋不休，对正义的困惑就像圣奥古斯丁对时间的困惑：“如果没人问我，我是明白的；如果我想给问我的人解释，那么我就不明白了。”

第三章 高贵的谎言 021

卢梭创立“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的观念，成为法国《人权宣言》、美国宪法等西方社会纲领性文件的思想奠基，对人类福祉的增进不可不谓居功至伟，但就这一概念本身来说，仍不过是一个“高贵的谎言”，谁也证明不出人为什么会“天然地”享有某些权利，即便诉诸神学也很难自圆其说。

第四章 作为社群主义者的上帝 043

所多玛城里可能存在的寥寥可数的义人该不该为同城恶人们的罪行负责呢？或者，那些恶人该不该因为义人的存在而受到宽恕？全能的上帝当然有能力实施精确打击，所以他的一体看待的做法一定是有道理的。

第五章 从奥米拉斯的孩子到巴厘岛的王妃 063

许多人吃肉，不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的。即便是宣扬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佛教徒，也只会说吃肉是你在造恶业，会使你在轮回之中饱尝恶果——这关乎你的切身利益，但无关于你的道德。而诺齐克为我们设想过这样一种境况：有某些比我们高级得多的外星人（譬如他们和我们的差别至少不小于我们和牛的差别），为了自身利益准备杀掉我们，这是否也不存在道德问题？

第六章 自由意志的两难 119

康德在纯粹理性上悬置了自由意志，但为了捍卫道德，在实践理性上不得不预设了自由意志以作为道德的前提。是的，自由意志问题在学理上确实可以悬置，但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的道德和法律却不可能有哪怕一分钟 的闲置。那么可想而知的问题是，我们不再可以对善与恶的责任人理直气壮地加以表彰或谴责，法律判决更会失去扎实的正义根据。

第七章 原罪的两难 141

在信仰的表达上，风雨晦暝、生老病死愈是无法把握，生活的不可控感也就愈强，祭祀和崇拜也就愈是程式化。而一旦生活的可控感变强了，祭祀和崇拜的程式化自然就会放松。所以，对于那些希望以宗教信仰来维护社会公平的主张者来说，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宗教信仰可以维护社会稳定，但难以追求社会公平。

第八章 康德的失误 157

事实上，任何一种经过理性的审慎权衡而得到履行的责任，都是一种偏好，一种“情感上的”偏好，因而也都是逐利的——换句话说，是追求幸福的，而道德价值与幸福无关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康德的谬误就在于把道德问题当作了理性问题，而道德是本该属于情感范畴的。

第九章 正义的两个来源：强者的利益与人性的同情 189

然而在强弱悬殊的关系当中，强者对弱者的“绝对腐败”在强者看来往往并不是恶，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譬如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般卓然的智者看来，有些人天生就该是做奴隶的，他们和家畜只有极其微小的区别。

第十章 人的真实与必然的处境：不自由，不独立，不平等 227

我们这里所考察的所谓“天赋人权”的种种内涵——独立、自由、平等——都不是人类天然具有的，反而是不独立、不自由、不平等的层级秩序才真的称得上“天赋”。

第十一章 伟大的嫉妒心 253

“平等”的出处一点都不高贵，似乎完全体现不出人作为人的道德尊严，所以霍尔姆斯才说“我一点也不敬重追求平等的热情，在我看来，它似乎只是将妒忌理想化而已”。

参考资料

后记

熊逸 ，中国当代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一位思想隐士，隐于市而专心著书的人。

熊逸是一个笔名，只有极少的人识得他的庐山真面目。

他坚持用这个笔名解剖中国传统文化，用学贯中西的现代视角反观中国人的文化祖国。他把这个笔名看作自己宝贵的生命财产。

已出版作品：《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王阳明：一切心法》《思辨的禅趣：〈坛经〉视野下的世界秩序》《道可道：〈老子〉的要义与诘难》《逍遥游：当〈庄子〉遭遇现实》《孟子趣说》等。

在“得到”APP开设有文化专栏“熊逸书院”，主讲中西文化经典，富有思想内涵与知识含量，深受听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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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把悲剧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悲剧，故事里总有一两个穷凶极恶的人，坏话说尽，坏事做绝，在善良的主人公的命运里缔造悲剧。。。第二种悲剧，造成不幸的罪魁祸首并不是某一两个坏人，而是盲目的命运，也就是偶然和错误。。。第三种悲剧，不幸也可以仅仅是由于剧中人彼此的地位不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这就无须作者在剧中安排可怕的错误或闻所未闻的意外，也不必安排什么穷凶极恶的坏人，所有的角色都只需要一些在道德上平平常常的人物，由作者把他们安排在非常普通的情境之下，只是使他们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罢了。他们只是为这种地位所迫而彼此制造灾祸，我们却不能说他们当中到底有谁做错了。

在这三种悲剧当中，叔本华认为第三种最为可取，因为这一类悲剧并不是把不幸当做罕见的情况或是罕见的穷凶极恶的人带来的东西，而是把它当做一种轻易的、自发的、从人的最自然的行为和性格当中产生的、近乎于谈的本质所必然产生的东西，这样一来，不幸也就和我们接近到可怕的程度了。而且在这样的悲剧里，主人公连鸣不平都不可能，因为他实在怪不了任何人。

事实上，这正是独裁政府的魅力所在，子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自己的道德责任，再不用纠结于那些两难的选择，同时安享着稳定的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说某一行为是道德的，但道德本身一点都不道德。

从历史脉络上看，“正义”的观念应当比“公平”晚出，因为前者需要文明的积淀，后者则是与生俱来的。“正义”因其涵义的模糊性以及标准的相对性，注定会是一个无法被清晰讨论的问题，而为了避免这个麻烦，我们只有把复杂的“正义”还原到两个最基本的层面：公平与利害。但是，随后我们就会发现，公平与利害竟然完全缺乏客观标准。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连“君子远庖厨”的恻隐之心都不必有，因为在洪水之后，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过：“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创世记》9：3）上帝放宽了对人（应当也包括动物）的限制，从此以后，人类便不再是可以与动物和平共处的素食主义者了。

………………

理论上说，我们完全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标准来确定“我们”的边界。最极端的例子恐怕要数佛教理论中“佛性论”的一种主张：“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说的就是植物的佛性；苏轼有诗“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说的是高山流水的佛性；由动物、植物、乃至无机物，万事万物皆有佛性，皆有成佛的潜质。以这个标准而论，石头、瓦片都可以说是我们的“同胞”。

道家学说里也有类似的看法，譬如五代年间，黄老一系的学者谭峭，也就是道教当中的紫霄真人，在《化书·道化》里做过理论总结，说老枫化为羽人，朽麦化为蝴蝶，这是无情之物化为有情之物的例子；贤女化为贞石，山蚯化为百合，这是有情之物化为无情之物的例子。所以说“土木金石皆有情”，万物都是一物。

以今天的知识来看，这样的观点绝不像乍看上去的那样荒诞不经，因为在进化论的意义上，复杂的生命形式正是从无机物演化而来的。

另外或嫌蹊跷的例子是，刘宋年间，何承天与颜延之辩论佛法，纠结在佛教“众生”这一概念。颜延之认为，“圣人”与天地合德，并称“三才”，普罗大众则与猪狗牛羊一类属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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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金的名言：“任何一个地方的非正义即是每一处正义的威胁。”不过，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料库已经足以支持“吊民伐罪”的正义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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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白寿彝版《中国通史》第七卷“灭南汉”一节如此说道：

宋朝建立后，南汉不仅不称臣归附，反而出兵进攻已属宋朝的道州（今湖南道县），宋太祖遂命南唐后主李煜致书南汉后主刘煜，令其向宋称臣并归还在后周时侵占...

武侠小说并不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地方性文学，而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白日梦小说”，其核心阅读趣味不是“行侠”，而是获得一种操纵性的能力，让人体验那种为所欲为的快感以及成功的喜悦

书籍介绍

版本: 第1版, 平装,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