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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蘇成捷（Matthew H. Sommer）

現為史丹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擅長利用司法檔案研究清代中國的性、社會性別關係和法律。出版有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史丹佛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和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s（史丹佛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兩部學術專著，並在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等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他正在撰寫一本利用1,700多個相關司法案件分析18世紀清朝的男子同性性關係和男性氣概的新書。

譯者簡介

謝美裕（Meiyu Hsieh）

現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學術研究興趣為早期中國史、草原帝國等。

尤陳俊

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研究興趣為中國法律史和法律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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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经中央司法机构审理的案件之记录特别是内阁刑科题本来看,人们将会对清代的司法审判产生与上述相比截然不同的印象。当知县审理日常案件时,他所面对的是其辖下那些社会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然而在审理死刑案件时,他却是从帝国官僚体制的最底层向上面对位于最顶层的京师朝廷。因此,知县在审理那些日后将由中央司法机构复核的死刑案件时,会巨细靡遗地将调查过程中自己发现的所有的可能罪行,与法律当中相关的律文或例文逐一加以对应据此对每位罪犯拟处准确的刑罚。 就算是案中最无足轻重的罪行,也须“抱令守律”,逐一进行审理并拟写裁决建议。

经中央司法机构审理的那些案件的上述包装方式,看起来具有象征性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含义。无论多么轻微的罪行,均须依照清代律典中那些严密的刑等分级加以量刑。审判程序的最终结果须毫无疑义,亦即要求案件真相大白,绝无漏网之鱼,天理重获昭彰。这套程序向司法体制自身证明了其整体系统的运作确有成效,其目的可能更多在于维护朝廷对自身形象的认知,而非公开地教谕普罗大众。这种将罪行和法条加以精确对应的仪式性工作具有一种对司法官员进行规训的效果,它要求每位司法官员都必须在中央指定的仪轨上行事。官员们的表现,会在该案件逐级审转复核的过程中受到其上级乃至皇帝本人的审视。而在法家设定的那种模式当中,皇帝就是将法律当作借以更好地驾驭和震慑其手下官员们的缰绳。

The origins of the term ji jian（鸡奸）is not clear; I have not seen it in any pre-Qing legal text. In Qing legal sources, a logograph meaning "chicken"is used to represent the sound ji. This usage appears to be a later substitution for an obscure logograph, also pronounced as ji, whihch may e an inven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since dictionaries cite no earlier usage of the term).

......It is not clear just when or why the logograph for "chicken"（鸡）came into use, but it already connoted obscenity, appearing in slang terms for "penis" (ji ba—"chicken tail") and "streewalker"（ye ji——“wild chicken” "pheasant"）

我認為，所有這些改革的目的，與其說是旨在解放或壓製個人，毋寧說是掃除那些早已不合時宜且容易帶來幹擾的問題，以便全力應對各種新出現的危機。本書前面討論過的許多立法和宣教，皆旨在提升平民百姓家中節婦的地位，賦予其權利，並對其加以保護。她們構成了一個其涵蓋範圍在日益擴大的群體類別。這些出身於升鬥小民之家的女子的貞節問題被賦予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重要性（這意味著她們在性事方面所做的自主選擇意義重大），表明一種新的責任被加於此類女子身上。她們站在了對那種規範化的家庭秩序加以捍衛的最前線，而她們所維護的貞節標準將決定這一秩序的命運。若她們忍受痛苦和作出犧牲，則這種秩序便能存續下來；若她們耽於淫逸，則這種秩序便可能走向毀滅。假如我們采用那種用來看待婦女史和同性戀史的解放論模式觀之，便可能會忽略了如下事實，亦即清代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並非壓製女性（更不是迫害性取向方面的少數者群體），而是鞏固岌岌可危的小農家庭，防止其在道德含義上向下沈淪，並對抗當時社會底層中正在實際發生的由「光棍」們所做出的各種性侵犯之舉。

在唐代之后，对强奸与和奸加以区分的必要性大增，并在18世纪的盛清时期臻至巅峰。事实上，到了18世纪，男方强迫行奸这一情节，从对强奸罪行的背景性描述中脱离出来，不再被放置在决定如何处刑时的重点考虑事项之列，而女方对这种性交行为的态度，则开始在法律上具有了全新的含义。中国帝制晚期的法律专家们此时为何如此重视女方的态度？

总而言之，妻子的同意并不是正当的性交行为的前提。事实上，支配婚姻的那些规范要求妻子须顺从其夫，正如同它们要求丈夫须在道德上对妻子加以教导。因此，若丈夫强迫其妻与自己性交，则此行为并不属于“奸”的范围。毋庸赘言，真正对那些既包括性也包含暴力的婚姻关系加以支配的，不应该是情欲或其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而应当是在更大的家庭秩序中依照自己相应的角色位置行事。只有在与对这种秩序的维护相一致的时候，丈夫方可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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