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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过得怎么样》收录索尔·贝娄3个中短篇小说，分别为《堂表亲戚们》《泽特兰：人格见证》和《今天过得怎么样》。索尔·贝娄的短篇小说视野宽广，将雷霆万钧的洞察化为洋洋洒洒驯服有力的词锋，不仅开创了描写自我意识和异化社会、反映自我和现实矛盾的主题，还在叙事艺术上创立了一种独特的“贝娄风格”，即一种将戏剧性自嘲和严肃思考相结合的风格。

在表现手法上，索尔·贝娄善于博采众长，开拓创新，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又运用了现代主义的手法，擅长把内心活动和外在世界、把现实描绘和历史回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得以同时看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他置身的现实世界。贝娄作品的语言既庄重、严肃，又诙谐、风趣，同时也有许多冷峻、睿智的思考，着重通过对生活的感受、启示和领悟来引起读者的共鸣。

堂表亲戚们

/ 001

泽特兰: 人格见证

/ 090

今天过得怎么样 / 118

编后记 / 270

索尔·贝娄(1915—2005)

    美国当代负盛名的作家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出生于一个有犹太血统的俄国移民家庭。处女作《晃来晃去的人》出版后就颇受评论界注目。《雨王亨德森》《赫索格》《洪堡的礼物》等长篇小说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索尔·贝娄被认为是继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重要的美国小说家。他的创作代表了当代世界文学多元交流的走向。“异化世界”和“寻找自我”是其小说中常见的主题。他的杰出成就在于对叙事艺术的突破和贡献。曾三次获美国国家图书奖，一次获普利策奖，197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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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表亲戚们

就在坦基·梅茨格即将被判刑前，我在被人诱逼和扭住手臂的情况下给联邦法院艾勒法官写了一封信，原因是他家人对他的案子牵肠挂肚。我与坦基是表兄弟，他姐姐尤妮斯·卡尔格得知我熟悉艾勒，逼我出面求情。我与艾勒多年前就相识。当时他是法律专业的学生，我在七频道主持一个电视节目，辩论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后来，我主持了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宴会，我与艾勒身穿宴会服，相互握手微笑的照片随后出现在几家报纸上。

当坦基的上诉被驳回(本该如此)，尤妮斯给我打了电话。她开口就热情洋溢地大叫一声，惊得我浑身颤抖。她在平静之后说，我必须施加我的影响，“很多人说你跟法官是朋友。”

“法官不是那样……”我制止道，“有些法官可能是，可是艾勒不是。”

尤妮斯逼得更紧，“求求你，艾扎，别把我推开。坦基会被判高达十五年的刑。我说不清整个的情况。至于说他的同伙，我是说……”我完全明白她想说什么。她在说他那群罪犯同伙。坦基如果不想让他们密令动手了结他，必须保持沉默。

我说:“我多少明白了。”

“你不同情他?”

“那怎么可能?”

“你与大伙儿生活得不同，艾扎，可是我常常说，你非常爱梅茨格家的人。”

“说得对。”

“而且过去的日子里，你很爱我们的爸爸和妈妈。”

“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她又失去控制。她为何抽泣得如此厉害，任何专家，甚至明察秋毫的专家都难说出所以然。她不是因为脆弱，这个我敢肯定。尤妮斯不是易碎的碗碟。她像她已故的母亲，坚强、不屈，有毅力。她可敬的母亲直率、头脑简单，很原始。

说“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是个错误，因为尤妮斯把自己看作她母亲的代表，她如此哭泣，部分是代沙娜哭。我宁静的办公室电话里从没有传出过这样的声音。儿子是重罪犯，对沙娜是奇耻大辱。老太太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伤害!这个仍不承认母亲已去世的尤妮斯，只知道自己痛哭，而这原本应由她母亲承受。

“别忘了我妈妈特别宠你，艾扎。她说你是天才。”

“她是这么说过。家里人的看法而已，世人没这么看。”

尤妮斯为拉斐尔(坦基的真名)求情，可坦基并不把他的姐姐放在眼里。

“你们——你们两人——保持联系吗?”

“他不回信，也一直不回电话。艾扎!我要他明白，我很关心他!”

回首往事，我心情激动，神采飞扬，但闻听此言，顿感情绪低沉，无精打采。尤妮斯为什么会这样说话，真让人难以接受。如今的超级市场及借贷公司的墙上都有“我们很关心您”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她母亲不懂英语，也许也因为尤妮斯孩童时说话结巴，而现在流利了，能像出色的美国人那样说话了，便很得意。

我不能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给我胡扯”。相反，我不得不安慰她，她有心脏病——夹心蛋糕般脆弱的心脏病。我说:“你放心，他知道你的感情。”

虽然他是个恶棍。

不，我不能一口咬定表弟拉斐尔(坦基)真是恶棍。是她姐姐的喋喋不休逼得我(弄得我快疯了)夸大其词。他与恶棍来往，但市政委员会委员、市政官员、新闻记者、大型建筑公司，以及为慈善机构募捐的人都与恶棍来往——恶棍出手慷慨，而这些恶棍并不是恶贯满盈的。我可以指出更大的恶棍。如果我是但丁，就会详尽地把一切都写出来。

我问尤妮斯为何找我(不用多聪明就能看出，是坦基让她找的)。她说:“你是名人。”

她指的是多年前的事。当时我独创了一个“著名审判”的电视节目，并担任节目主持人。我当时处于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以全班优等生的成绩从法学院毕业。几家主要的律师事务所都邀请我，并给我好的职位，可被我一一拒绝。我觉得自己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精力过剩)，不能保证在市中心这些声名卓著的事务所里行为不出格。于是，我突发奇想，编了一个电视节目，名叫《法律之庭》，由来自芝加哥、西北、德保尔或约翰·马歇尔的优秀学生，重新审理法律编年史里重大的、臭名昭著的案子。我们挑选学生时侧重于他们的机智，而非学府的知名度。残忍的辩论者是几位夜校学生。律师显然有机会施展各种能耐，如狡辩、招摇撞骗、厚颜无耻、出其不意、自我陶醉等等。我的作用是挑选娱乐型的参加者(辩护方与原告及其律师)并把他们介绍给观众、掌握进程——定好基调。选案例时，得到了我妻子的帮助(我当时的妻子也是个律师)。她对涉及民权的刑事诉讼案兴趣颇浓。我偏爱个性奇特、性格神秘、解释模棱两可的案件，这种案例可看性不强，可事实证明我拥有导演这些舞台剧的诀窍。节目前，我一向在瓦巴希大街弗里策尔酒店为参加人员设一顿晚宴。自己吃的是老一套——一块大排，半生不熟，倒上一小杯罗克福尔商标名。色拉调味酱。甜点是圣代冰淇淋，一边吃圣代，一边吞巧克力，其中夹着不少烟灰。我不是炫耀自己。早年的这种热情和鲁莽后来得到克制，现在已荡然无存，否则我有可能变成“小丑”，用《剧艺报周刊》的话说，一个“滑稽角色”。我很快看到，那些由我引导辩论的聪明的年轻人(主要是那些将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活跃分子，他们早已在寻找顾客，迫切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对我的古怪行为特别欣赏。弗里策尔酒店的晚宴使他们大为放松。在节目过程中，我引导、刺激、放任他们你争我斗，并驾驭他们。结束时，我妻子塞贝尔英语中Sable的含义是黑貂或紫貂。(我妻子叫伊莎贝尔，因她肤色较深，我就叫她塞贝尔)大声宣读陪审团的裁决和法庭的判决。参加辩论的许多人后来成了大律师，成了显贵。塞贝尔与我离婚后，先后嫁了其中的两个人。她终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获得了成功，成了名人。

艾勒法官当时是个年轻律师，曾不止一次应邀参加我们的节目。

因此，三十年后，在我亲戚们的心目中，我还是《法律之庭》的主持人和明星，还是媒界的名人。有些东西魔力无穷，永不衰竭。我仿佛是德国的哪个傻瓜或笨蛋，赚了大笔的钱。我现在知道，在尤妮斯心里，我不仅是一个媒体名人，而且是个神秘人物。“离开芝加哥的几年里，你不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干吗，艾扎?”

“没有。我在加利福尼亚待了五年，在兰德公司工作，一个搞特殊研究的智囊团。我在那里搞研究，写报告，进行分析。我这里所供职的这家私人集团公司，为银行做着类似的研究工作……”

我想消除神秘——驱散艾扎·布罗德斯基的神话，但像“研究”及“分析”这样的字眼，在她听来犹如从事间谍工作。

几年前，尤妮斯做了一次大手术，出院时她对我说，偌大个世界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说她丈夫厄尔“感情上不可依靠”(她想说的是他很小气)。她的两个女儿都已离家。一个在和平队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去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另一个即将从医学院毕业，忙得没工夫看她。我请尤妮斯外出吃饭之前，先在湖滨路我的公寓里喝点酒。她说:“这么多阴森森的老房间，黑乎乎的旧画，一条条叠起来的东方地毯，还有外文书……而只有一个人生活(意思是说，我不必为八元钱的一张煤气账单与配偶吵个天翻地覆)，你一定有女友吧——女性朋友?”

她在影射“男人问题”。我生活在这个阴沉、奢华的公寓里，难道它掩盖了我变得怪诞的事实?

不，那也没有。(对尤妮斯来说)只是一个人而已，没有新奇的地方，没什么新奇的。

但是，回到我们的电话谈话，我终于从尤妮斯的嘴里听出，是坦基的律师建议她给我打电话的。她说:“坦基今晚从亚特兰大城飞回来，”——赌博——“想明天吃晚饭时见你。”

“行，说我在门罗街‘意大利村’饭店见他，晚上七点，楼上私人小包房。让他问领班找我。”

坦基1946年退役后，我还没与他真正聊过，而那时交谈还是可能的。约十年前，我们有一次在奥黑尔邂逅。当时我要上飞机，他将乘下一班班机。他当时是联合会的实权人物(这与我近来从报纸上得知的一致)。他在人群中看到我，将我介绍给他同伴。“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著名的表兄，艾扎·布罗德斯基。”他说。与此同时，我脑中出现一个奇怪景象:在悬浮于我们头顶的一个游魂面前，我们俩显得多么滑稽。坦基的身材像职业橄榄球员，使人联想到此人鸿运高照，人到中年，拥有自己的俱乐部。宽宽的脸像玫瑰色迈森德国城镇，自1710年以来以其瓷制品闻名于世。瓷品，留着鬈曲的金胡子。他的牙齿又大又方。该用什么词儿恰到好处地描述这时的坦基?肥头大耳，滔滔不绝，维生素充足，有权有势，富贵而傲慢。以取乐的方式展览他的表兄——光头艾扎，眼睛像猩猩，扁平的圆脸，天真的神色更像动物园里的野兽——长手臂，橘红头发。我身上发出的所有信号，都不会引起别人的尊重，与任何有意义的世界性杰作丝毫不沾边。这时，我脑中掠过一件事。这个世纪初，曾有人问毕加索，法国的年轻人在忙些什么，他回答说:“年轻人，在忙我。”可是，我从未表现或代表过任何事物。坦基逗乐式地把我作为知识分子介绍给他的同伴。我不介意被看作聪明人，可坦白说，我为被视为知识分子而感到羞耻。

反过来看坦基。他在那一行里干得很出色。他属于身材魁梧一族，做一件外套需半亩地面积大小的布，吃伊莱酒店的纽约窄牛排，集百万本钱飞到棕榈泉、拉斯韦加斯、百慕大。坦基还在说:“在我们家族里，艾扎是天才。至少是其中之一，我们家有两三个天才。”

我不再是具有光明前程、聪明好学的法学院学生——事实如此。既然我曾经因被视为家族中“希望的玫瑰”而得意过，这么挖苦也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坦基的幕后合伙人是谁，也许是托尼·普罗文扎诺，或者是萨利(巴格斯)·布里古利奥，也许是美国国际工人兄弟会由美国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等组成。保险集团的多尔夫曼。不会是杰米·霍法，霍法当时在监狱里。否则，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那样，我会认出他。我们认识他这个人，因为战后，我与坦基同受雇于亲戚米尔蒂·里夫金。米尔蒂当时开了一家旅馆，据说霍法也有股份。霍法与他那伙人只要到芝加哥来总住那里。我当时给米尔蒂的儿子哈尔当老师。哈尔极其机敏狡诈，不肯用功读书。由于他迫切想做事，米尔蒂就让他负责旅馆酒吧，那年他才十四岁。有年夏天，他父母觉得让他当经理很有趣，当推销酒的人找到米尔蒂时，他说:“你得找我儿子哈尔。他负责进货。去找那个长得像埃迪·坎托埃迪·坎托(1892—1964):美国能歌善舞的喜剧演员。的年轻人。”他们会发现，办公室里是个十四岁的男孩。我在那里督促哈尔，教他独立离格(他是拉丁语学校的学生)的用法规则，同时监督他工作。这是个令其父母骄傲无比的出色小孩。

自然，大部分时间我待在酒吧，因此认识了霍法那帮人。他们几乎都是粗人，只有哈罗德·杰宾斯彬彬有礼，谈吐中，至少与我谈话时，流露出书生气。其他人非常粗野。堂兄米尔蒂想与他们较量，男人对男人，阳刚之气，但他错了。他根本无法在这场自找的挑战中取胜。他也很粗野，原则上接受虚无主义，可是他缺乏压倒一切的领导者意志。他不可能说出恺撒大帝说的话。当警卫接到命令不让恺撒通过时，恺撒说:“与你争辩还不如杀了你更容易。”霍法却正是这样的人。

坦基当时刚退役，米尔蒂雇佣他查出拖欠税款者的财产，这是米尔蒂的副业。驱逐出门是惯用的手段。表弟坦基(拉斐尔)正是通过米尔蒂·里夫金见到了雷德·多尔夫曼。曾经当过拳击手的雷德·多尔夫曼，是霍法与芝加哥犯罪团伙间的中间人。多尔夫曼当时是个体操老师，从他父亲雷德那位老拳击手那里继承了坦基。一大批团伙关系户也是遗产的一部分。

以上这些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我曾想在他们统治的地方引导出所谓的“高尚活动”。渴望“出类拔萃”，这不是一个抽象目标。我并不是从学校小组讨论会上明白这一点的，这是健康、生理和性格的需要，它以无法获得的交感作用为基础。人类对脸面、事迹、身体的沉迷，将我引向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之于我，犹如飞行生物的雷达。我成熟时，才发现自己头脑里的形而上学。而正如我刚说过的，学校教育与此没多大关系。上大学时，我坐高架火车往返学校，在车里要坐数小时。火车轰隆隆地上下跳动着、尖叫着从城南贫民区呼啸而过，我则温习着佩里教授课上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是圣托马斯的内容。

别去管这些思维了。坦基来到“意大利村”，他交了五十万保证金保释在外，等待宣判。他气色不好，根本就没血色。成年累月的野蛮行径使他那张大脸浮肿。凭我业余内科医生的医术，我断定他患有高血压——上压250，下压165。即使不进监狱，他也面临突发心脏病的危险。坦基将他爱德华式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为了精神面貌，且就在这天早上，理发师将他的头发染成金色，这个时候不能露出白发。尽管如此费神，他已不再生气勃勃。坦基不会在乎我的同情。他已打起精神，准备接受惩罚。若我表示点滴怜悯，他会生气。当我说他那边麻烦成堆时，唯有常遇遗憾的人理解我。这些麻烦发出了信号，可我缺少破解信号的密码。

“意大利村”在国家银行对面，我的办公室在国家银行第五十一层(那些内向弯向上环绕，一直向上)。“意大利村”是城内为数不多设有私人包厢的酒店，它用于供人进行诱骗或欺诈活动。它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用一串串灯泡及旋转灯装扮得像小意大利指在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或意裔居民区。的圣人白日狂欢节。它也让人联想起靶场以及表现主义的舞台布景。禁令已消失，旧的大环商业中心为幢幢写字楼取代，于是，“意大利村”成了一个体面的地方，音乐界所有明星都熟悉这个地方。来访的著名女歌唱家及伟大的男中音歌唱家唱罢抒情曲，会来这里饱食意大利调味饭。墙上挂有艺术家亲笔签名的照片。不过，这地方仍保留肉食气息:红酱般的血、脚臭味的乳酪饼以及从海泥里聚拢起来的无脊椎动物做成的菜。

很少谈到个人私事。“你在街对面工作?”坦基说。“是的。”如果他问我日子过得怎样，我会说，六点起床打室内网球，促进血液循环，到办公室后，先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以及《巴伦周刊》，看看秘书准备好的一些打印材料以及信息资料，记录重要事件，之后就把一切全置之度外，把上午余下的时间全用于自己的私事。

表弟坦基没有问我日子过得怎样。他提及了我们各自的年龄——我大他十岁——并说我年纪大了，嗓音变得深沉了。不错。我深沉的男中音只在献献小殷勤上增加点魅力。晚宴上给女士让座时，女士可沉浸在深沉的男中音中。或当我安慰尤妮斯时——天晓得她需不需要安慰——我那些语无伦次的低语好像具有稳定情绪的作用。

坦基说:“出于某种原因，你与所有的堂表兄弟保持联系，艾扎。”

我回答的低沉声音模棱两可。我以为不该提及他在联合会的生涯或者提及他近的审讯，即便是暗示也不应该。

“告诉我，米尔蒂·里夫金出了什么事，艾扎。我退役回来时，他与我断绝了来往。”

“米尔蒂现在生活在阳光地带指西起加利福尼亚州，东至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一带。。他娶了旅馆的总机接线员。”

坦基也许会告诉我一些有关米尔蒂的惊人消息，因为我知道堂兄米尔蒂曾经非常想拉霍法进一步参与旅馆的经营。霍法有钱库，是养老基金会，成亿的钱。米尔蒂很壮实，近乎肥胖，长着一张俊俏的鹰脸，一脸骄傲。不加节制的身体穿着过分华丽，俗不可耐，目光里流露出目空一切和好斗的神情。他很会赚钱，但性情暴躁，发怒时拔拳就打，危险可怕。他经常打架，近乎疯狂。他前妻利比体重达二百五十磅，穿着尖跟鞋在旅馆里颠东颠西，大家常暗称她“不怕死的金发女郎”(她的金发是自己染的)。利比招待客人、记账、管理、威胁、痛骂厨师长、解雇管家、雇佣酒吧招待，无所不能，自己打扮得像个歌舞剧演员。为了能制约米尔蒂(他们与其说是夫妻莫如说是生意伙伴更合适)，她减少自己的工作量。米尔蒂好几次向霍法抱怨他的一个伙伴个人账没结清。那个伙伴——一下子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为了停车而在他克莱斯勒的前挡风屏上贴了一张牧师标签——把米尔蒂打倒在大厅地上，又差点将他扼死。这事件引起了罗伯特·福·肯尼迪的注意，他当时出来找到霍法，发传票要堂兄米尔蒂到麦克莱伦委员会去做证。疯子才去做证，与霍法的人作对。听说传票将到时，利比大叫说:“瞧你做了什么?他们会把你剁成肉酱!”

米尔蒂出逃了。他开车到纽约，在伊丽莎白女王街往他的凯迪拉克装东西。他不是独自一人，有总机接线员陪着他。他们是爱尔兰美国大使的座上宾(是通过德克森参议员以及参议员的特别助手朱利叶斯·法尔卡什联络上的)。在美国大使馆逗留期间，米尔蒂买下后来建都柏林新机场的那块地，然而他买错了地。之后，他与他未来的妻子飞到欧洲大陆，乘一架运输机，载着他那辆凯迪拉克。飞行时，他们玩着纵横字谜游戏。在罗马着陆……

我省去这些细节，没有告诉坦基，他可能知道其中不少事。再说，他见多识广，这些事不值一提。谈及霍法或逃避传票就如谈及什么忌讳的事。坦基当然被迫拒绝通常联邦提出的豁免权。接受它是致命的。联邦调查局在威廉斯多尔夫曼案中使用电话窃听以及其他的证据的事公开后，人们对此更能理解了。消息如:“告诉默尔，如果他不以我方条件将他公司的控制股份卖给我们，我们就毁了他。不止他一人，我们也会劈死他妻子，卡死他孩子。而且请你告诉他的律师，我们也会给他、他妻子及孩子同样待遇。”

坦基本人不是杀手。他是多尔夫曼的生意人，是他法律及财务方面的人员。但他曾受命去威胁那些不痛快合作或付款的人。他曾在精美漆面的桌上掐熄雪茄，将人家妻子和孩子的镶框照片砸得粉碎(我想，在某种情况下这个主意不坏)。这涉及到几百万的美元。对无关紧要的事他不会发作。

很自然，谈及霍法会让坦基生气，因为他也许是少数几个知道霍法是如何失踪的人。我自己大量看书读报(出于对一个有牵连的表弟的关心)，迫不得已相信，霍法在去底特律进行“和谈”会议的路上，上了一辆车，当即被敲碎了头，很可能被人谋杀在汽车后座上。他的尸体在一台机器里被粉碎，在另一台机器里化为灰烬。

坦基的神情及脸上的浮肿——牵涉命案秘密的水肿——都说明他对这些情况知之甚多。这给他带来危险。他为此得进监狱。有关机构认为，他顽固不化，将对他严加提防。他需要我做的只是给法官写封私信。“尊敬的法官，呈于您的陈述是关于被告拉斐尔·梅茨格的。我家里要求我以法官朋友的身份求情。我充分信任陪审团的出色工作。但是，我努力说服你在审判中给予仁慈。梅茨格的父母是体面的善良人……”也许还会加上，“从他一出生我就认识他”，或者“我参加了他的割礼犹太教、伊斯兰教里出生时的宗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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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社会并不关心艺术，而是正忙于其他事情。艺术成了知识分子的玩物。真正的画家、真正的作品是非常少的。受过教育的人成千上万，他们都会对你说:他们喜欢诗歌、喜欢哲学、喜欢绘画，但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也没有写诗、学哲学或作画;实际上，他们也根本不关心这些，也不愿为此做出任何牺牲，更不可能为此花什么时间——他们不读，不看，也不听。他们真正的兴趣是在商业上、专业上、政治上、性生活上，以及财务上。他们不必靠艺术生活，没有艺术也照样可以生活，也不必通过艺术而获得生活。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心甘情愿地受艺术的影响。这就是权威评论家们所做的工作。这些权威评论家也对艺术家产生影响。写文章的人引导了拿画笔的人。

我常读的一位作家侧重于热情。他引你思考爱与恨。他否认恨是盲目的。相反，恨是条理分明的。一旦你让恨萌发，它会一路向内心吞食，吞噬你整个身躯，强化内省。它不是盲目的，它只会越来越明晰，打开人的思想，向外延伸，思索自身，最终把握自己。同样，爱也是明白的，不盲目。真正的爱不虚伪。与恨一样，爱是本源。但爱难求，恨易得。等待稀有的热情，无疑会危及你自身。若你毕竟欲求明晰，且因恨丰富，故你应设信心于恨，倾你全部灵魂拥抱它。

伟人们拒绝了芸芸众生的卑 琐和凡俗，包括他们自己身上的凡俗。鼻子是什么?软骨。胡子是什么?纤维。伯爵是什么?高贵种姓，压迫时代的产物。只有爱、自然和上帝才是善良伟大的。

难道革命的第一个结果不就是犯上作乱吗?难道不是对现代环境与现代潮流的抵抗吗?难道不是罪恶与自由的可怕抗争吗?难道不是先驱者的自大狂妄吗?成为知识分子就是成为一代新人，这些新人的目的就是祛除他们身上的原始的野性冲动，祛除他们疯狂的劣根性，改变自己，大公无私，热爱真理，变得崇高。

泽特兰总是想显示些什么，而绿蒂也好炫耀。泽特兰说，也许没有什么办法使人类不演戏。只要你知道灵魂在哪里，即便把自己当成苏格拉底也无伤大雅，只有当某人连灵魂都找不到了，却还在演戏，这才是不可救药了。

艺术并不是什么严肃的东西，绝不会像预防天花而要种牛痘那样严肃

对待。即使对那些有关的专业工作人员，像评论家啊，博物馆长啊，编辑啊，等等，艺术也只不过是废话而已!但艺术应该像你呼吸的空气和你喝的水一样，成为生活所必需，像营养和真理一样必需。维克托了解问题的实质。要是你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会告诉你，没有艺术，我们就无法判断生活，也就根本无法区别和整理一切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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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手法上，索尔·贝娄善于博采众长，开拓创新，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又运用了现代主义的手法，擅长把内心活动和外在世界、把现实描绘和历史回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得以同时看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他置身的现实世界。贝娄作品的语言既庄重、严肃，又诙谐、风趣，同时也有许多冷峻、睿智的思考，着重通过对生活的感受、启示和领悟来引起读者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