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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之下，国宝颠沛流离，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祝勇常年书写与故宫有关的历史，这部《故宫文物南迁》更是选取了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作品以翔实的考证还原了历史原貌，尤为可贵的是将有关的历史中人化为鲜活的文学形象，为读者留下了难以替代的感性认知。

第一章 抬着棺材找坟地：烽烟南渡

第二章 一番风雨路三千：徘徊京沪

第三章 烟云渺渺水茫茫：钟山风雨

第四章 谁念客身轻似叶：西迁南路

第五章 千军万马一条江：西迁中路

第六章 到晚才知身是我：西迁北路

第七章 覆巢犹幸能完卵：沦陷之城

第八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东归北返

第九章 别时容易见时难：一宫两院

尾声

后记

注释

参考书目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祖籍菏泽，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任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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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由于未接到抵抗命令又无战争准备，拥有当时中国最先进飞机和武器装备的东北军略作抵抗即撤退或溃败，沈阳的兵工厂中260架飞机、250门大炮、10万发炮弹、600门迫击炮、40万发迫击炮弹、15万支步枪、300万发子弹无一遗漏地成了日本关东军的战利品。日本关东军仅用半天时间，就占领了沈阳、丹东、营口、抚顺、海城、辽阳、本溪、四平等铁路沿线的十八座城市。

其后两个月内，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面积相当于日本本土的三倍。但日本的野心还不止于此，据战后东京裁判资料，1931年，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曾给陆军大臣南次郎发去一份密函，劝其于1931年成立两个新国，一个是“满蒙王国”，一个是“远东独立国”，前者包括中国的满洲与东蒙；后者包括东西伯利亚、上乌丁斯克、后贝加尔湖、阿穆尔州，抵达白令海峡。这一疯狂的目标一旦实现，“不但鄂霍次克海、日本海成了日本的内湖，中国之东三省，大逾日本内地三倍，后贝加尔湖大逾日本七倍，加以松花江平原、嫩江平原、黑龙江沿岸，都是膏腴之地，矿藏之富，取之不竭，十年之内，日本国力将超美国。”

“据统计，商务印书馆80%以上资产被毁，资产损失1630万元以上。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全部藏书46万册，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共35000多册；中国最为齐备的各地方志2600多种，共25000册，悉数烧毁，当时号称东亚第一的图书馆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于人世间绝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难。有学者认为：火烧圆明园和商务印书馆被炸，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文明悲剧。”

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一生爱书如命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先生涕泗横流。他痛心疾首地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

袁守和打圆场，叫他手下人重新装箱，为《四库全书》加了油纸包。

据介绍：“《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胸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相当于《永乐大典》的3。5倍），36000余册，约八亿字。”“《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乾隆帝命人手抄了七部，分别贮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然而，《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历尽了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到20世纪30年代，尚留在人间的，只有

三部半，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就是故官博物院藏文渊阁本（在南迁之后，最终被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外，“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

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还有文澜阁本，经过兵乱之后两次抢救补抄，成为“半套”，现藏浙江省图书馆。有记者进入故宫，看到在太和门外熙和门内，堆着三百余个装好的箱子，有警士一名，站在那里看守。在每一只箱子上，都封着三道封条，箱上每一号单下，都写着里面装着九匣或者十三匣不等，一律为《四库全书》。

在协和门外，还堆着四百多只木箱，里面装的大多是宫廷档案。故宫博物院雇来的百余辆排子车，都停在东华门外，等待装车。一位故宫博物院的员工对记者说：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已装满七千余箱，外传有三千余箱，相差太多。他还说，自去年8月，易培基院长就要求将文物装箱，运至库房集中保管，此时运到大和门外的，只是一部《四库全书》，还有少数其他文物，大部分文物还在库房里，没有来得及运出来呢。

有学者说：如果说故宫文物从北平南迁时，尚处于和平环境，特立独行赢得先机，有序组织相对从容的话，彼时，从南京大撤退中的文物紧急再迁，就融入了兵荒马乱千军万马的大内迁巨流中，致使文物再迁面临严峻的挑战，表现出极大的仓促性和被动性。此时的文物再迁实际上已成为文物逃亡了，总体上以文物全部的撤退为目标，采用水陆并进的抢运方式撤离，在空间上，呈现为南、北、中三路南迁，在时序和迁运状况上，表现为三波再迁。

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二天，即1937年8月14日，80箱文物由招商局“建国轮”运离南京。此前，曾济时先生已先行抵达长沙，接洽贮存地点。

这80箱文物，撤除了体积庞大的装潢囊匣，腾出空间，尽量多放文物。其中大部分是参加伦敦中国艺展的精品文物，押运人为那志良、庄尚严、曾湛瑶先生，是为西迁南路。

11月19日晚，南京的凄风苦雨中，故宫博物院和中英庚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奋力将4081箱文物运上招商局的“江安轮”，由李光第负责押运，开始了文物西迁中路的旅程。22日，“江安轮”平安抵达汉口。此时，杭立武把视线转向不受战时统制的外国轮船，几经商洽，终于租下了英国太古公司黄埔、温州、吴淞等轮船，在庚款基金会董事长朱家骅的支持下，租船费用由庚款基金会垫付，化解了运输资金的燃眉之急。12月3日，英轮“黄埔轮”终于载着5250箱文物，驶离南京。“黄埔轮”溯江而上，两天后，平安抵达汉口。

以上两批，共迁运文物9331箱，其中包括古物陈列所4733箱，颐和园583箱，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3箱，中央图书馆2箱和行政院3箱附运品。

11月下旬，几乎与这9331箱文物装船驶离南京，运往汉口的同时，7287箱文物分三批装运专列，经首都铁路轮渡，三列满载文物的列车沿津浦线北上，由徐州转陇海线西行，押运者正是当年激烈反对文物南迁的马衡之子马彦祥...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已经开始以各种名目损害、劫掠中国的各类文物，至全面侵华时期更肆无忌惮。李济先生1946年赴日，归国后写下工作报告《抗战后在日所见中国古物报告书》，报告在谈到日本战争期间对华文物掠夺时写道：“东方文化研究所向为日本研究汉学之一中心；战争期间，改隶大东亚省，对考古发掘大加努力，成一文化侵掠机构。所有日本在中国之考古发掘皆为大东亚省所支持，以学术掩饰其侵掠计划，主持者或自以为一大杰作。”

执行同样“使命”的机构，还有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华中）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等等。

北平沦陷后，日军冲入顾和园，对园内的文物大肆抢劫，连宝云阁内的佛像和重达2吨的黄铜供桌都被抢走，位于北京房山的元代建筑永寿禅寺也遭日军抢劫。

战争旷日持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已经演变成一场看不见尽头的持久战，日本的国力出现严重透支。为了弥补资

书籍介绍

国难之下，国宝颠沛流离，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祝勇常年书写与故宫有关的历史，这部《故宫文物南迁》更是选取了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作品以翔实的考证还原了历史原貌，尤为可贵的是将有关的历史中人化为鲜活的文学形象，为读者留下了难以替代的感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