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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讨论的问题，除了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叙事和修辞之外，亦论及一般文学现象，尤其是文学及其功能的历史演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经验与想象、作者及其意图、时间与空间、语言与修辞。作者在细读中外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叙事的传统资源，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和辨析。同时，本书还希望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18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诸多方面，进行初步的反思 。

自序 001

导言 现代文学的终结 001

第一章 经验与想象 023

花非花 025

遭遇和经历 033

记忆 037

同质化 043

规训与遮蔽 053

陌生化及其后果 060

记录与超越 064

内在超越 076

第二章 作者及其意图 085

什么是作者 087

霍桑的隐喻 094

意图及修正 101

作者与传统 111

典故与互文 118

作者与准文本 125

评点者的角色 136

知音 141

作者的声音 149

作者之死 162

重塑经验作者 168

第三章 时间与空间 175

时间与彼岸 177

幽明 183

麦秀黍离 188

物象中的时间 199

时空穿越 206

概述与场景 220

停顿 235

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停顿 246

省略 258

叙事的重复与错综 272

《史记》的叙事错综 281

第四章语言与修辞 289

语法与修辞 291

聚焦 300

距离与人称 313

人物话语 323

方言与普通话 333

语言的准确性 339

抒情与议论 349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复调 358

格非

中国当代实力派作家，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月落荒寺》《望春风》等，中短篇小说《隐身衣》《蒙娜丽莎的微笑》《褐色鸟群》《雨季的感觉》等；另有论著和散文随笔《雪隐鹭鸶》《小说叙事研究》等。

作品曾获得多种文学奖项，其中主要有：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4年老舍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等。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意、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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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和它所要描述的事物之间总是有太多的歧义，太多的空隙，太多的短缺，太多的剩余。所以福楼拜曾经戏谑地提到，作者总是想敲打语言的破铁锅，企图去感动天上的星星，其结果不过是让狗熊跳舞而已。

一旦正确地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作者将自己的初始观念试图贯彻于整个作品，说到底是一个荒谬的想法；为什么对意图的始终不渝，往往恰恰是造成其作品枯燥乏味的可靠保证；在写作过程中，将初始的意图置于合适的位置，从而解放自己的想象力，恢复一种开放性的写作，将变得何等重要；为什么一个作者对文本的控制力总是一把双刃剑：控制使作品流畅、统一、富有条理性，但同时也可能为这种控制所伤，使作品的内涵等同于观念的铺陈，使文本意图变得狭窄而单一。

如果文学仅仅是为了表达某种观念，那么你就必须面对一下这个事实：你也许比一部分读者要高明，但你不可能比所有的读者都高明。

在“放逐作者”这一最终结论出来之前，罗兰·巴特理论建构的起点恰恰是作品的互文性。P124

当巴特在分析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时，当他强调文本是由各种引证和话语所组成的编织物，它来自不同的文化、文本的成千上万个原点，从而质疑那个作为唯一意义提供者的作者时，巴特无疑是正确的；当巴特强调这种编织物并没有一个中心的秘密，也没有底（P124）部，它需要阅读者走遍文本的每一个空间和空隙，而不是为了穿透它，进行一次性消费，或者仅仅是为了寻找一种秘密和标准答案时，巴特也是正确的；最后，当他强调给文本一个作者，也就是赋予文本一个统一的意义，“是给文本横加限制，是给文本以最后的所指，是封闭了的写作”时，他仍然是正确的。

罗兰·巴特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不免危言耸听，将阅读史中本来就存在，并且从未断绝的作者与读者交流的有机关系描述成一种僵硬的关系，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去历史化的。P125

这种“祛魅”和“褪晕”的历史进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阐释。1. 近代科学以及稍后的科学主义思潮对自然和社会的“去神秘化”，特别是学院体制的依托，如今大量的文学研究论文已不是单纯地探求真知或真相，只不过是被动的知识生产庞大肌体的分泌物。2. 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写作民主化”思潮，提倡知识的普世化。3. 伴随着市场机制的羽毛丰满，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教育、知识生产和娱乐功能被现代媒体及娱乐产业瓜分。

18世纪以降，随着现代版权法的确定，文学写作者的身份由贵族和精英转向一般大众，作者和读者之间渐渐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交流关系。……到了19世纪末，由于传统意义上的赞助者日渐减少，而稳定的文学消费市场似乎已经渐趋行程。

西方话语：从文学上说，在中国写作，到西方领取奖赏和肯定，这样的写作心态依然随处可见。即利用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政治差异，人为地制造文学的政治性事件，来获取利益——从表面上说，这种操作方式反映的是政治见解、价值判断的差异，但实际上其背后的推动性力量则相当暧昧。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时多？去似朝云无觅处。

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用语使用的是同一个材料。可一旦进入”文学“的结构，这些普通的物象和经验就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正如紧随而来的”非花“和”非雾“所暗示的，这种”既是“而”非是“的特定结构正是文学特性的基本奥秘。是——日常经验、物象、故事、传奇、言论。”非”——想象、境界、寓意、超越。因为“是”，所有的读者都拥有进入文学世界的请柬，因为“非”，作者的邀请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手势，他并未许诺任何华美的筵席——最终能品尝到什么，总是因人而异。

福柯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学中常见的作者主导观念与版权法以及文本所有权意识之间的关系。在《什么是作者》（1969）这篇文章中，福柯对作者概念进行了重要的甄别。他正确地指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作者观念，作者观念并非永恒不变。所谓的作者实际上是被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所构建起来的，作者的形象和意义也必然随着时间、文化传统、话语形态的变化而发生微妙的变异。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认为，作者的形象也离不开读者的“虚构”和“想象”，在当今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读者之所以需要个统一的、作为故事意义提供者的作者，一方面固然源于他们对财产所有权的根深蒂固的信仰，同时他们也相信，作者是文本意义的源泉、权威和中心，这包含在“作者写作（解释，提供），我们阅读（接受）”这样一个著名的公式中。另外，读者需要一个权威的统一作者也源于他们内心的恐惧，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一个文本的意义实际上是无限延展的，没有属于什么中心地位的固定意义等着我们去接受或消费，而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感到恐惧。福柯也曾经指出，作者是一个由于我们害怕意义增生而构想出来的意识形态想象，因为建立作者的权威性，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对意义的管理系统。“我们希望文本有一个统一的作者，因为统一的作者会以文本存在具体意义的观念来取悦我们。”

“语法的修辞化”指的是，通过陌生化、反常化和种种扭曲，使逻辑和意义悬置起来，使语法变形。而所谓的“修辞的语法化“指的则是，通过表面上对井井有条的语法的尊崇或依赖（当然还有戏仿和欺骗），来实现自己的叙事意图。

文学或艺术活动本来就是一种带有强烈偏见的激情。偏见，不仅仅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同时它也是作者从事写作活动的内在动力之一。一个作家的最初动机或意图是否肤浅或愚蠢，甚至不会影响其作品的伟大。

我们今天对于理性、科学、政治正确性的信仰使我们忘掉了文学本来就是一片暧昧不明的沼泽，一个充满魅惑力的世界。

书籍介绍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除了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叙事和修辞之外，亦论及一般文学现象，尤其是文学及其功能的历史演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经验与想象、作者及其意图、时间与空间、语言与修辞。作者在细读中外文学作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叙事的传统资源，对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和辨析。同时，本书还希望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18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诸多方面，进行初步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