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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前人不曾走过的路，却创造了超越三十年的腾飞奇迹，中国的崛起，是经济的崛起、更是制度的崛起、方法论的崛起。全书共分为五编，编纵古论今，从影响中国崛起的两大经济发展道路入手，剖析中国道路需要解决和面对的管制难题；第二编庖丁解牛，简明阐释了经济学意义上，中国崛起的微观基础、宏观框架及政策工具，归纳了中国制度造就中国崛起的学理基础；第三编防微杜渐，创造性地提出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企业家精神——可能的消极演变以及可能的防治措施；第四编追本溯源，分析了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优势，并指出方法论层面这一制度优势的根基所在。第五编开阔延展，在前五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中国文化融入中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漫谈了作者对于现世主义在根本上影响中国崛起的看法。

全书以“经”析史，以“史”观经，将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及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实践相融合，阐释了企业家精神如何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的干预如何优化了经济结构、防止资本掠夺、以及促进分配的公平，并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将市场经济与职业文官体系相结合的独特体制优势，如何释放地方发展的潜力并促进发展的公平，充分展现了作者在英美求学而又在地方大量走访积累的对不同制度的观察，以及深入思考后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独特性的理解。

编 纵论古今：大理论与大视野下的中国崛起 1

章　影响中国崛起的两大经济发展道路 3

第二章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39

第三章　现代金融资本的“破坏性要素”如何参与分配 57

第四章　金融危机的起源与“拯救” 81

第五章　破坏力的会师：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合流 95

第六章　美国经济“开挂”的本质 114

第七章　反思经济危机的四个层次 127

第二编 庖丁解牛：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框架 137

第八章　微观基础：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 141

第九章　宏观框架：总量增长与经济结构的变化 205

第十章　政策工具：结构化干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56

第三编 政商博弈：中国经济奇迹中的政府与市场 301

第十一章 并不完美的市场：企业家精神的四方向 演变假说 303

第十二章 企业家精神演变的四方向假说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 357　　

第十三章 带纱窗的改革开放：政治力量与 国际资本的博弈 394

第四编 红色中国：中国崛起的制度分析 421

第十四章 土地诸侯：作为空间经济资源经营者的 地方政府 423

第十五章 GDP 的战争：城市地方政府的空间竞争机制 与中国的特殊优势 456

第十六章 职业文官制度：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 发于卒伍 486

第十七章　制度演进：不确定性与结果导向原则 502

第五编 孔孟之道：中国崛起的文化背景 539

第十八章　“ 大道不绝，天佑中华”：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545

李晓鹏

中兴大城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

著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3卷）、《帝制与盛世》《晚晴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及超级畅销书《学习改变命运》等。其中《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卷）》入选2015年届“一带一路”峰会《人民日报》、新华社推荐的25本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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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插图

自序：从个人经历谈中国年轻一代认识中国发展道路的心路历程（节选）

另一件促使我思想转变的大事情是美国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我喜欢上网看《经济学人》杂志网站上的文章，2007年以前的《经济学人》，总说中国这不好、那不好，都是问题。但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经济学人》上集中发了很多文章，说美国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中国却还在高速增长，这是西方世界始料不及的。很明显能感觉到，西方世界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崛起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事情。特别是2008年中国奥运会，让西方对中国刮目相看。但也有一些所谓的“舆论领袖”认为，政府花大量的钱，建了很多豪华的体育场馆，是一种可怕的浪费，就是为了一个面子工程，奥运一过，这些提前透支的财富会让国家经济陷入萧条。

奥运会过后，我就去了剑桥。剑桥是一个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以前没有在那么漂亮的地方学习和生活过。我是抱着朝圣的心态去的，那地方对读书人而言确实是一个圣地。在剑桥的生活很愉快，但也让我观察到了西方社会存在的问题。

跟国内一个很直接的对比就是银行系统。到了剑桥件事情是要办一张银行卡。中国任何银行都有排号机，而英国的银行没有排号机，只能人工排队，效率很慢。在银行窗口提交了所有证件、办完所有手续以后，还至少要等七个工作日，银行才会把卡寄到我的地址。我觉得很惊讶，在中国办一张银行卡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效率低到这种程度？

我去坐伦敦的地铁，发现比北京的更破，价格却是北京的几十倍！一张地铁票四五英镑，折合人民币六十多元，而北京当时是两块钱随便坐。伦敦这个城市好像也就这么回事，没有多么好。伦敦金融城还可以，但跟上海陆家嘴相比也差得很远。我去了英国很多城市，感觉这些个地方，文物古迹自然风光倒是很值得一看，但看不到一个世界强国的痕迹。

在英国各地，都有人乞讨。我去苏格兰旅游，一些穿着看着很时髦的年轻女士也坐在街上乞讨要钱。冬季大雪天，走在剑桥的街上，有乞丐抱着一条狗要钱，我也会给他一英镑。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问题很多的。

后来我又获得了去哈佛做研究的机会。到了美国以后，我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变化就更大了。哈佛是一个很开放的学校，跟剑桥差异很大。剑桥保守、严谨，大家更关心纯学术，而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不太敏感。哈佛不一样，每天都在讨论热门话题。而当时中国就是热门的话题。

这时已经是2010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世界变化很大。我发现，原来有很多美国一流的学者竟然也认为中国非常厉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我想不到中国在美国精英们眼里，竟然已经如此强大。这样看来，中国还确实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在哈佛的同事中有一个在中国工作多年的日本朋友，曾经担任日本央行驻中国的研究部门负责人。他告诉我中国一定会超越美国。他给我看了很多他的研究材料。大量的数据表明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结构相当于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而不是八九十年代。就算房价像过去几年一样继续一路狂奔，要发展到日本泡沫经济的阶段，中国也至少还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空间，而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肯定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了。我认为他的材料很有说服力，同时也决心在未来二十年为中国找到解决金融地产畸形发展的方案。

美国社会跟英国社会比，问题可能更多。比如流浪汉、乞讨的现象比英国更严重，贫民窟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在地铁站台上，时不时就会钻出来一个人，向我讨钱。这种情况很普遍。

此外，美国的社会治安也比英国更糟糕。在大城市，中国人都不敢去downtown（市中心）黑人聚集区这样的地方。我的邮箱经常收到哈佛或者波士顿的警方发的一些消息，说城里又发生了枪击案或者有人因为抗拒抢劫而受伤，提醒大家遇上了抢劫不要反抗。在中国学生中流传着一个经验：钱包里带上20美元现金，遇到抢劫就给劫匪。如果多于20美元损失比较大，但如果少于20美元，劫匪可能就会伤害你。这似乎是一条劫匪们的潜规则。

在中国的城市，治安状况要明显好得多。大晚上一个人出去随便逛，不会有安全上的担心。这也带动了夜市经济的繁荣，晚上出来吃吃喝喝四处闲逛成了许多普通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习惯。美国社会不仅离一个理想社会有差距，就算跟中国社会比起来，也有很大差距。中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和美国全方位拉开了距离。美国公交系统落后，城市街道脏乱破旧，坐地铁也不够方便，银行的服务效率则跟英国一样低下。

在哈佛那段时间，《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比较轰动的报道，一位被称为“虎妈（Tiger Mother）”的华裔母亲讲述自己培养孩子的经验。这位母亲用中国式的严厉教育培养出了两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她认为中国的艰辛教育模式比美国更好，对孩子的严格要求不仅让她们更优秀，还可以让她们更快乐。她认为快乐不是依靠放任自由获得的，而是通过严格要求和训练让孩子不断取得进步，从进步中获得的。她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跟自己的女儿斗争，强迫她练习钢琴。这个过程十分辛苦，但女儿在掌握了钢琴技巧以后可以在学校登台表演。表演成功令女儿激动万分。虎妈认为这才是父母给予孩子的真正的欢乐。而她有一个美国朋友，对女儿非常放任，任凭她荒废学业，胡吃海喝，后他女儿长得很胖而又什么都不会，当父亲的还叫她“我美丽的天使”。但他女儿私下告诉“虎妈”，她知道父母在骗她，自己既自卑又抑郁。

“虎妈”的文章向西方世界表明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正在恢复。中国的教育模式很明显优于西方。即使在西方国家内部，华裔培养出来的后代总体而言也比非华裔后代优秀。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华裔大学生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华裔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是名校，这种趋势就越明显。

早在2004年—还完全沉浸于学习西方道路的年代—我就写了一本书，叫作《学习改变命运》，认为中国不应该被西方所谓的“素质教育”所迷惑，应该坚信应试教育就是好的素质教育，学好数理化就是好的素质。当时的主流舆论对高考制度口诛笔伐，认为它作为科举考试的遗毒被现代西方素质教育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学习改变命运》可能是国内本系统为中国考试制度和基础教育体制辩护、反对抛开考试谈素质的畅销书。虽然中国在当时落后于西方，但至少在基础教育方面做得很好，数学物理的基本逻辑没学扎实就去搞什么创造性思维，就是在祸害我们的下一代。

《学习改变命运》是我次以公开的形式发声，反对中国盲目学习西方。虽然只局限在基础教育这么一个很小的领域，但火种已经埋下。等我读到《华尔街日报》有关虎妈的报道的时候，仿佛找到了知己。十多年前有关基础教育的思考，这些年对中国经济的观察，到英美留学的感受等等，这些东西都串了起来，让我开始有了一种朦胧但明确的想法：中国这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不是偶然，也不是因为简单地学习西方，而是因为我们在从文化教育到政治经济，都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甚至可能是优于西方的东西。中国的制度，不是大部分落后和局部有优势，而很有可能是整体上优越于西方。

回到中国以后，我带着这个想法去读了很多书，回想自己过去多年的所见所闻，很多困扰自己多年的疑问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2011年的4月19日，我读到了张五常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他在书中公开宣称，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全世界好的。张五常与一般的经济学家不同，他是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可的大师。他这样讲，对我而言实在是有些震撼。书中有一句话令我有茅塞顿开之感：

“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因素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张五常把中国经济制度的优势归结于县一级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竞争。受他的启发，我把多年的理论串起来。我硕士是区域经济学，博士是城市经济学，都是研究中国的地方经济。在硕博期间，我跟着我的导师走遍了中国很多很多地方，和地方政府有很多接触和沟通。我所看到的是，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可以说是殚精竭虑，花了巨大的心血，把经济发展起来，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见过的几乎所有市县区的书记、市（县、区）长，以及规划、发改这些重要部门的领导，都在超负荷地工作，“五加二、白加黑”是常态。政府官员们努力的成绩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官员晋升的竞争机制非常激烈，我们在各地调研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如果某个地方经济增长快、GDP高，地方官员就会自信满满地向我们介绍经验。有的地方经济增长比较

慢，官员介绍经验的时候都缺乏信心，比较紧张，压力也很大。GDP考核机制让地方政府竞争去搞投资、拉项目、招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有很多人预言这种做法会导致经济崩溃，然而这样的预言总是失败。

把张五常的理论和我所接触的实践结合起来之后，我重新来认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现它确实有很多优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地方。我是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但是我的博士论文相当离经叛道，纯粹是在宏观经济学的方面写的论文，主题很大，力图构造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

终思考的成果，就是我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出版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本书在张五常的理论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制度作了更全面的阐述，也标志着我再一次完成了巨大的思想转变—从坚信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变为坚信西方应该学习中国走中国道路。

在这本书里面，我认为中国制度的优势在于：把市场经济制度和职业化的文官制度结合起来，实现了市场与政府的合理分工，并维持政治和资本的势力均衡。在组织人事制度上，我认为政治家的选拔不应该采取公开竞选、一人一票的形式。口头承诺和舞台表演的竞选更适合挑选演员而非官员，也更适合利益集团在幕后进行操纵。

政治治理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工作，政治家应该以政治为终身的职业，从基层做起，终生学习和锻炼如何管理政府。不能让什么影视明星、房地产商、投资银行董事长之类的社会名流，前半生拼命赚钱，在专业领域功成名就之后，半路出家来“玩”政治。只有在政治实践中经受住了物质利益的考验、干出了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真实成绩的人物，才能被提拔到更高的位置上。当总统的，应该先当好州长；当州长的，应该先当好市长、县长。像奥巴马和特朗普这种毫无政治实干经验的人直接当总统，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并无益处。这方面，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

书籍介绍

一条前人不曾走过的路，却创造了超越三十年的腾飞奇迹，中国的崛起，是经济的崛起、更是制度的崛起、方法论的崛起。全书共分为五编，编纵古论今，从影响中国崛起的两大经济发展道路入手，剖析中国道路需要解决和面对的管制难题；第二编庖丁解牛，简明阐释了经济学意义上，中国崛起的微观基础、宏观框架及政策工具，归纳了中国制度造就中国崛起的学理基础；第三编防微杜渐，创造性地提出经济增长的中流砥柱——企业家精神——可能的消极演变以及可能的防治措施；第四编追本溯源，分析了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优势，并指出方法论层面这一制度优势的根基所在。第五编开阔延展，在前五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中国文化融入中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漫谈了作者对于现世主义在根本上影响中国崛起的看法。

全书以“经”析史，以“史”观经，将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及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实践相融合，阐释了企业家精神如何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的干预如何优化了经济结构、防止资本掠夺、以及促进分配的公平，并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将市场经济与职业文官体系相结合的独特体制优势，如何释放地方发展的潜力并促进发展的公平，充分展现了作者在英美求学而又在地方大量走访积累的对不同制度的观察，以及深入思考后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独特性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