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根性比较 下载 pdf 百度网盘 epub 免费 2025 电子书 mobi 在线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潘岳同志截取中西文明发展史上的“战国与希腊”“秦汉与罗马”“五胡入华与蛮族入侵”三个历史时期，从文明、政制、民族角度，对中西文明根性进行了剖析和比较。很多专家学者专门撰文对其进行了评论，本书撷取部分精彩评论可进一步拓展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也是文明对话的起点。本书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共存与对话的层面，挖掘中西方文明各自的“古老价值”，以实现“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的宏伟目标；从文明根性上研究中西方道路之不同，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对中西方文明交流与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本书中、英文版入选了 “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

出版说明

第一编 战国与希腊 

第一章 战国 

第一节 百家争鸣 

第二节 集大成者 

第三节 兼收并蓄 

第四节 重识荀子 

第二章 希腊

第一节 伊索克拉底的呼声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的回应

第三节 自由与分裂的纠结

第四节 秩序与统一的追求

第五节 封闭与开放的归途

第六节 占有与治理的差异 

结篇

第一节 大师的平反

第二节 文明的重拾

附：评论1

评《战国与希腊》:在多样性中蓬勃发展 ([ 加 ] 贝淡宁)/

发掘儒家传统思想并使之现代化(姚洋)

从欧洲文艺复兴到人类文艺复兴:中华文明的担当(王义桅)

认识你自己(杨共乐) 

荀子和李斯对于“历史时刻”的认识(干春松)

重估荀学(姚中秋) 

第二编 秦汉与罗马 

第一章 两大文明

第一节 秦汉基层之治

第二节 罗马国家之治 

第二章 罗马共和 

第一节 土地与内战

第二节 以自由的名义 

第三章 西汉王朝

第一节 大一统：一体多元

第二节 史官制：天下人心 

第四章 中西商道

第一节 仁政的负担

第二节 儒商的家国

第三节 商道的分殊 

第五章 罗马帝国

第一节 上层与基层

第二节 政权与军权 

第六章 基督国教

第一节 “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

第二节 “国家之恶”与“国家之善”

结篇

附：评论2

罗马兴衰的历史机理(晏绍祥) 

于百年大变局中观“剧”品“诗”(王学斌)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东方专制主义”?(郭子林)

理解帝国权力运行(樊鹏) 

读《秦汉与罗马》有感(徐卫民)   

第三编 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第一章 五胡入华

第一节 南迁之战

第二节 汉化之路

第三节 再造一统

第四节 汉化与罗马化 

第二章 蛮族入侵

第一节 一族一地王国

第二节 走不通的融合 

第三节 罗马抛弃罗马

第四节 中华选择中华

第五节 法兰克的疏离 

第六节 封建政治与文官政治

第七节 分割世界与混一天下 

第三章 中西比较

第一节 自治与郡县

第二节 华夏与内亚

第三节 夷夏之辨与中华无外 

结篇

第一节 母体的回归

第二节 他人的视角

第三节 自己的故事

附：评论3

大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潘维)

 失当的文化多元主义(彭小瑜)

评《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杨立华)

评《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李大龙) 

历史不会终结，还会继续演进(关凯)  

探寻中西方道路的文明逻辑(方素梅) 

各民族共同缔造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苏发祥) 

浅谈《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的价值(严庆) 

潘岳，历史学博士。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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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在科技层面，我们已经了解西方；在制度层面，我们能部分了解西方。在这两方面，我们了解西方多于西方了解我们；但在文明层面上，中西方对彼此的了解都远远不够。

现代文明蕴含着古典文明的精神基因：欧美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文明，伊朗与波斯文明，土耳其和奥斯曼文明，俄罗斯和东正教文明，以色列和犹太文明……种种关系连着种种基因演化成种种道路。

中华文明和其他古典文明，既有相通又有不同。中西文明比较，是个浩如烟海的学术领域，写全了不可能，只能针对问题做个简要的历史讨论。

塞缪尔·亨廷顿说，我们需要通过定义敌人，才能认识自己。这是西方的习惯。中国人是通过定义朋友来认识自己。希腊古典文明是朋友。

现代欧美文明认为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精髓为一体。事实上，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中之源。古希腊不光为罗马提供了艺术和科学，其政治实践更为罗马提供了经验教训。古希腊宗教神话和哲学是基督教基础教义的重要来源。古希腊思想家对世界客观本原的追问，对实验和逻辑的偏好，为欧洲近代科学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古希腊在政治上贡献了自由、民主、人文主义，成为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要精神源头。读懂希腊古典文明，才能读懂欧美现代文明的内心世界。

希腊古典文明与中华古典文明，同时存在，同样伟大，各成体系。

政治制度方面，古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又有斯巴达的双王制。中国先秦时期，则是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政治观念方面，古希腊视城邦的独立自由为最高价值，中国先秦时期视大一统为最高价值。

共同体构建方面，古希腊没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也从未建立超越各城邦的国家。而先秦时代则建立起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统一秩序，后又建立起了统一国家。

政治认同方面，古希腊城邦始终存在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先秦时期，华夏人和异族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夷夏转化交融，为中国后世多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所有的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正是这个不同带出了其他许多不同。

古希腊文明以分散的城邦形态而著称，但它内部也曾产生过统一的冲动。它曾以城邦联盟的形式诞生过强大的地中海霸权；它曾建立过横跨亚非欧的亚历山大帝国。亚里士多德说，希腊人像欧洲大陆人一样尚武，又像亚洲人一样尚文；既保持了自由的生活又孕育出了最优良的政体；只要能形成“一个政体”，它就具有统治一切民族的能力。然而，希腊最终未能做到真正统一，各城邦被后起的罗马逐一吞并。

与古希腊同时期，中国正逢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战国和古希腊面临相似的历史境地。

第一，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春秋列国制度崩盘后，经历了长达 200 多年的兼并战争，这一时期被称为战国时代。古希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城邦危机”时期。

第二，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战国出现了七个强国争相统一天下的战争。希腊出现了呼吁城邦停止内斗，团结一体对外扩张的“泛希腊主义运动”。

第三，统一运动的积极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国家，而是军事强大的边缘国家。对战国而言是秦国，对希腊来说是马其顿。

第四，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在希腊，是哲学家、雄辩家、戏剧家；在中国，是儒家、法家、道家、纵横家。他们都感受到了时代的危机，都提出了大量哲学、政治、道德命题。

而统一运动的结果不同。

希腊统一运动形成的，是亚历山大帝国，很快即分裂，其后的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经年，终被罗马逐一兼并。罗马留下了希腊的文化艺术，却抛弃了它的政治制度。

战国统一运动形成的，是大一统秦王朝，仅历 14 年即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制被后来的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延续两千余年。

相似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结果，我们通过同时期几个思想家的命运来探索答案。 

◎内文节选2

文明的重拾

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

希腊人对自由的热爱，让“希腊人”从种族的名字变成了“智慧”的代名词。说谁是“希腊人”，就是说他是个智者，不管他出自何方。中国人对秩序的热爱，则让中华文明成为了唯一同根同文并以国家形态持续至今的文明。

很多时候，文明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拿科技为例，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就没能产生出近代科学。从制度上说，当对秩序的追求到了极致的时候，便会阻碍效率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失去创新技术的动力。从价值观上说，极端实用主义与经验主义忽视了对客观世界的逻辑推理，造成理论、实验和科技互相隔离，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希腊文明的科技成就虽受亚非古老文明已经积累的数学、天文、工程学知识影响，但毕竟是希腊，而不是亚非古老文明，将这些文明成果做了集中转化，奠定了后世欧洲科学的基础。这是中华文明要向希腊文明学习的地方。

中国，不是唯一的大一统文明。但所有的大一统文明，首要的价值基础都在于长久和平。长久和平带来的稳定，混乱自由带来的创新，哪个更值得追求？这涵盖了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的无穷争论，可以说是不同文明价值观之争，永远不会有定论。即便在希腊罗马文明内部，对很多问题也有不同答案。如有古史学家说，罗马在产生智慧方面远远不如希腊。所有哲学与科学，都是希腊产生的，罗马只不过产生了几个诗人与工匠。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政治架构，就不会有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如有政治学家说，只有雅典那样按抽签决定治理权的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但如果没有罗马的混合政制，雅典精神将永远只限于一个几万人的小城邦，而不会发展成世界性文明。

不同的答案，正是不同的路径。保留这些不同本身恰好是为文明日后的升华留下可能。多元与矛盾并存，会为人类文明基因库留下更多种子。

因此，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发展进入爆炸式创新的前夜，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自由带来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危机频繁爆发，则让我们重新认识到秩序的宝贵。对于自由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秩序，以防止瓦解；对于秩序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自由，以激发创新。问题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选一，而是在哪个环节加强自由，在哪个环节加强秩序。

过去，验证一个理念，甚至需要数百年时间，数代人反复试错。而今天，在技术革命下，几年之间就能看清来龙去脉。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为此，中国与西方真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

◎内文节选3

秦汉基层之治

2002 年，在武陵山脉湘西龙山里耶镇，考古学家们挖出了一座秦朝小城。在一口废井里，发现了数万枚行政文书竹简 ( 里耶秦简 )。这是继秦始皇兵马俑之后第二个重大发现，使人们能近距离观看秦代基层政权。

里耶古城，是秦征服楚后设立的迁陵县。发掘出来的城很小，只有一个大学操场那么大。全县人口不过三四千。秦朝在这里居然设立了完整的一县三乡机构，在编官吏多达 103 人。这些秦吏组织人民开垦荒地，但毕竟高山深谷田地少，一个县每年新增的税收只相当于 6.5户人家一年的口粮。从经济角度讲，为这样一块土地设置这么多官吏很不值。

但秦吏要的不是税收。考古学家清理出一支竹简，记录了当地深山里发现的一种并非丰产的植物“枝枸”（俗称“拐枣”），但秦吏仍认真描述了它的性状、位置、产果情况，录入了官方档案（“下广一亩，格广半亩，高丈二尺。去乡七里。丗四年不实”）。这体现了一种不遗余力探明山川物产的使命感。秦吏们一步步开发国土、编户人民、画出地图从县里交给上级行政机关“郡”。“郡”再将下属各县的地图合并成“舆地图”，上报到朝廷归档阅存。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秦法非常完备，不光有法条，还有判例，还有上诉制度。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如每份文书都要同时抄送多部门留底查验；如轻事重判和重事轻判，都属于“不直”之罪，法条互相抵牾时，还要层层上报等仲裁。在两千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

县乡小吏还常轮岗。在里耶秦简的伤亡名册上，记载着多名小吏累死病死于任上。103 人的编制，长期缺额 49 人。秦把百姓驱使得很苦，把官吏也驱使得同样苦。但也只有这种玩命苦干的“苛政”，才能在短短 14 年里实现车同轨、书同文，整治山川，修建路网。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人民牺牲之惨烈，心灵之痛苦，连天下一统的成就都不能抚平。历史评价，从来不只是道理，还有感情。秦灭亡时，天下没有人爱它。

项羽灭了秦后希望恢复分封制。他不想管理如此大的天下，只想回到熟悉的水土做封建王侯。而打败项羽的刘邦却拒绝退回分封，反而沿袭了秦制大一统。他与项羽最大的不同在于，项羽是贵族，他是小吏，当过沛县的一个亭长。他的骨干集团大多也是小吏，萧何是主吏，曹参是牢头。他们最清楚帝国的基层与上层如何结合；他们最熟悉郡县制的运作；他们最明了庶民的需求；他们最洞悉维系大一统的奥秘。所以在攻入咸阳时，萧何不要金银财宝，只抢夺秦廷收藏的律令、地图和编户册。汉朝正是依靠这些资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

基层政权出天下。这是秦汉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现代国家的原因。

◎内文节选4

大一统：一体多元

中国西汉王朝与罗马共和国处于同一时间段。

西汉初期继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继承了直达县乡的基层官吏制度，但给宗族乡绅留下自治空间；继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条文，但去掉了肉刑；继承了中央集权的框架，却推行“无为而治”而让民间休养生息。

“文景之治”短短四十年，汉朝从天子凑不齐四匹同色马，到粮食多得吃不完——“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为什么会突然变富？儒家经师们都解释为“以俭治天下”，似乎皇帝省着花钱就能让民间富有。还是司马迁有眼光，他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据的广袤土地上，用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货币、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度量衡创造出一个巨大市场，用商业将几大经济区域联系起来。分工产生的交易价值让社会财富整体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升。造就这个统一基础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来搞政治，汉朝拿它来搞经济。

“文景之治”以黄老之道统摄“法家之术”。道家思想最善于将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脉络。儒法之间，儒墨之间，得时而起，过时则退，不留名相。这种抛却“名实之争”的气度，成为中华文明善于自我整合的智慧。不过，道家解决了一些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些矛盾。巨商大贾周流天下，小农却大量破产；民间有周急赈穷的侠义之士，也多了武断乡 曲 的“ 兼 并 豪 党 之徒”；诸侯王们孕育了《 淮 南 子》 这 样 的人 文 经 典， 也 引 爆 了分封割据的“吴楚七王之乱”。

汉朝体制最终定型于汉武帝刘彻。他为中国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层“郡县化”，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不是《论语》，而是《春秋》。《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修订而成，讥刺诸侯，彰显王道。在多个传本中，董仲舒所推崇的《春秋公羊传》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派。

春秋公羊学的核心是大一统。从哲学上说，是天人感应；从政治上说，是中央集权；从制度上说，是文官治国；从伦理上来说，是三纲五常。这套制度解决了“起于布衣”的汉王朝为什么能“君权天授”的合法性问题。最难得之处，在于既塑造了权力，又约束了权力。中国的“奉天承运”和西方的“君权神授”不同。罗马的“皇帝神格化”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神圣性，但“神意”和“民意”无关。在古代中国，天意要通过民心来体现。天子对人民好，“天”才认其为“子”，对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其他贤德能人。“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 为了确保皇权对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还加上了“灾异”说。但凡有天灾，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于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构成了一个三方制衡体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强调“权力”的最终来源是“责任”。有多大权就要尽多大责，不尽责就会失去权力合法性。父母不尽责，子女绝亲不为不孝；君主不尽责，民众改朝换代不为不忠 。“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大一统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例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责于外”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亲，君臣上下之谊，耆老长幼之施”的亲亲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体系都不能过度。灾异学说一过度就成了东汉谶纬迷信；三纲五常一过度就成了束缚社会活力的教条；亲亲尊尊一过度就没有了法律意识。但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秦汉时代，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过程，只能是边建设边批判，边创造边完善。

刘彻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第一件事就是举孝廉。在此之前，都是世家子做官，商人之家也偶尔可以“赀选”（花钱捐官）。这与罗马开端相似，都是“贵 富”政治。但从他开始，官府从民间寻找既懂得“当世之务”又能够尽孝守廉的寒门之儒。推荐的责任在地方官。如果不推荐，就要治“大不敬之罪”。这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一道诏书传到边疆要 40 天，再组织基层的寒士依靠驿站系统前往京城开始“问策”，则要 7 个月之久。但这个折腾很值。刘彻一朝有不少布衣名臣都是靠读透一本《春秋》而成为公卿。日后，凡想做官的权贵之后，都得争先恐后学好儒家伦理。

文官政治的察举制由此开启。刘彻明白，治理如此广阔的天下，不能仅靠门阀富豪，而要把权力分配给基层中那些最识大体、最有道德、最有知识、最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扩大执政基础。秦朝基层都是法吏，会用严刑峻法，但不懂教化人心。刘彻让儒生与基层法吏并行，实现了“治理与教化”合二为一。从此，地方的郡守、县令，不仅要负责治理，还要负责建学校化风气。不过，察举制亦有很多弊端。比如师生门户之攀援，比如儒生与举荐人之勾结，到东汉还发展出了“四世三公”经学门阀。真正的公平，要等到几百年后的隋唐科举制诞生。但汉的察举制毕竟先迈出了一大步。

刘彻还创造了“刺史制度”以约束文官。即设立一批县处级小刺史，不定期巡查郡县“六条问事”。一是针对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二是针对地方文官的职业操守。这是历代中央监察制度的开端。

说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误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时，还用了法家张汤、商人桑弘羊、牧业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这些人，虽读《春秋》，但并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国家设立的太学有儒家经学的学官，民间则是法、墨、刑名、阴阳四处开花。西汉政治从思想到实践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来做底？因为没有一体，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终还会分裂。而只有“大一统”才能将多元的思想汇聚在一个共同体内。文化上便是如此。齐国早不存在，但齐国的“月令”成为汉的“政治时间”，中国两大神话系统之一“蓬莱”，正是出自齐地；楚国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颂过的楚神“太一”成为汉的至高神，伏羲、女娲、神农、颛顼、祝融，成为汉人共同的祖先神；汉皇室是楚人血脉，刘邦的大风歌，刘彻的秋风辞，都是楚歌，可定音协律的却是赵人，汉乐府之祖李延年出身于赵国中山。考古学家们在北方长城，发现了楚风的铜器与漆器；在长江以南，发现了匈奴草原风格的动物牌饰；在从河北到广西的汉代铜镜上，发现蜀地首创的款式和铭文。大一统并没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过原生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只要永远保持开放，统一之上也能多元。汉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华文化，是因为汉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

一体多元，是汉的精神。

◎内文节选5

占有与治理的差异

和伊索克拉底死后一样，亚里士多德死后的局势发展，也走向了他理想的反面。

亚历山大帝国内部分裂，三大继承者王国相互征伐，不断分裂独立。这不是因为亚历山大死得早，而是在他没死时，除了推动了一部分欧亚上层通婚外，没有对所征占的庞大帝国进行过内部政治整合，更没有进行过基层政权建构。

马其顿帝国的扩张方式，是在所到之处创建希腊式的自治城市。这种“自治”是对留居该城市的希腊殖民者而言，不包括被征服的土著社会。在每个新征服的亚洲城市，亚历山大都把自己的“王友”派驻到该城市当总督，只管军事和税收，城市的民政依靠希腊移民组成的“自治委员会”管理。为了提前得到税收和降低行政成本，马其顿的总督们甚至向商人们拍卖转让了收税权。

中国战国时代的基层政权组织方式则完全不同。出土秦简显示，秦国每扩张一处，都要建立从县到乡的基层政权组织。其县乡官吏要负责收税、组织垦荒、统计户口、记录物产，再把这些信息输送到秦都咸阳编册保存。秦吏也不在一地久留，而是数年一轮换。这是一竿子插到底的郡县制组织方式。放弃民政，只要税收与金钱，不服就派军队镇压，可一时以最小的行政成本获取最大的财富，但也放弃了对当地社会的长远整合规划。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央强大的时候尚可，一旦中央权力衰弱，离心力就产生了，城市纷纷脱离控制。亚历山大帝国的分崩离析是必然的。

这不能怪亚历山大。因为即便是他的导师亚里士多德，也从未设想过大规模政治体的理论。他的“绝对王权”概念，只是从一个城邦的角度进行的演绎。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没有超大规模的政治体可供研究，如埃及和波斯。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都是“非政治”的，是不先进的，只有希腊城邦政治才能叫作“政治”。虽然亚历山大帝国是在他的精神指导下成为政治现实，但他依然没有设计出一个比埃及和波斯更“先进”的超大规模政治体的制度。

后人辩解说，虽然作为政治实体的希腊统一国家消失了，但作为文化精神的希腊，在罗马的躯体上得以永存，成为欧洲精神的母体。国家灭亡无所谓，文化永存已足够。

这要听听当时的希腊人民怎么说。希腊邦国灭亡过程中，一大批希腊高级知识分子以人质身份被送入罗马贵族家庭当老师。其中就有著名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他在名著《历史》中问道：“为什么希腊不断瓦解，罗马却能一直强大？”他那时心中想要的，恐怕不是仅存精神的希腊，而是一个实体与精神共存的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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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不光批评了汉武帝，还写了刘邦之猜忌、吕后之乱政多个功臣名将之微处，将汉的开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史记》一共只抄了两部，销毁轻而易举。然而，从昭宣两朝开始，这部“谤书”管成为官方正式收藏的国典。《太史公书》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

没有主动包容的意识，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汉将史官制原雌的了新的高度一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历史相当于中相人的宗教”，历史评价相当于宗教审判。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然哪怕是元朝与清朝，皇帝可以杀个别史官，但从来不敢撤销史官制度。撤销了，就不是华夏正统。

《史记》中不光批评了汉武帝，还写了刘邦之猜忌、吕后之乱政、各个功臣名将之微处，将汉的开国说得毫无神圣可言。《史记》一共只抄了两部，销毁轻而易举。然而，从昭宣两朝开始，这部“谤书”竟成为官方正式收藏的国典。《太史公书》亦作为西汉的国史代代相传。有主动包容的意识，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汉将史官制原推的了新的高度一史官有评价皇帝的权力。历史相当于中相人的宗教”，历史评价相当于宗教审判。这个原则被历代王朝所绿哪怕是元朝与清朝，皇帝可以杀个别史官，但从来不敢撤销史官制度。撤销了，就不是华夏正统。

华夏正统就是中华道统。大规模政治体的长治久安不会建立在纯粹威权之上，必须是各群体各阶层对道统的内心认同。

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中即中庸，容即包容，和即和谐），体现着一种原则，一种境界，一种规律，一种价值。

欧洲最初了解中国，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暂的“中国热”。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塞纳洞边民众争看皮影戏：淑女养金鱼，命妇乘轿子。由此微起了两限大师的争论。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崇华派”。他想 “托华改制”，把自己的书房称为“孔庙”，给自已取笔名叫“孔庙大主持”；菜布尼茨认为中国的“科举取士”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魁奈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审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贬华派”，为了指桑骂槐反对法王的“绝对王权”，而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同样是君主统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国人只能叫“专制”（despotism）。因为欧洲君主制有贵族和教会制约，而中国没有。

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只是由于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事实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

”翻看一那欧洲州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水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测单纯。…西方历史上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史上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

与之相比，中国无论建立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国家治理的基础邻是县乡两级基层政权？。正如芬纳所言，“中国是现代形式的官僚机构发明者，”。从秦汉缔造大一统中央集权那县制国家以来，范园政权建设就被纳人中央派造与管理的文官体系之中。虽然历史上也曾有极短暂的封建割据，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一直是主流。尽管中国留有一点封建制变体，如没有政治实权的食邑制度，如基层的官绅合作制度，但这些都是有限自治，国家权力早已嵌人社会结构各个细胞之中，不存在欧洲式基层自治。

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只是由于中国工业化成功的事实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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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正如潘岳所说，“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这是中华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共同智慧，也是当今世界所亟需的智慧。面对全球性的挑战，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团结，互相学习，聚焦共同的价值观。潘岳的著作为东西方文明对话做出了重要贡献，能够带领我们来到一方交流思想的天地，就像置身于古希腊人集会的城市广场，帮助我们通过沟通达成共识，通过辩论丰富彼此，携手并进，共创未来。

——希腊前总理 乔治·帕潘德里欧

潘岳的作品是为我们的时代而作。在书中，他展现了过去两千多年中欧截然不同的历史轨迹，以及造成如今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根源。我们无须为此遗憾，而应欢欣鼓舞，因为这证明了人类历史、人类经验是怎样的丰富多彩。对历史的认知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差异的尊重，使基于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新型中西创造性对话成为可能。我极力推荐此书。西方的根本问题在于对中国缺乏了解，或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了解中国，而此书中的观点极具启发意义。

——英国著名学者 马丁·雅克

书籍介绍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潘岳同志截取中西文明发展史上的“战国与希腊”“秦汉与罗马”“五胡入华与蛮族入侵”三个历史时期，从文明、政制、民族角度，对中西文明根性进行了剖析和比较。很多专家学者专门撰文对其进行了评论，本书撷取28篇精彩评论可进一步拓展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也是文明对话的起点。本书在传统与现代、文明共存与对话的层面，挖掘中西方文明各自的“古老价值”，以实现“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的宏伟目标；从文明根性上研究中西方道路之不同，以历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强化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对中西方文明交流与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本书中、英文版入选了 “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