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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至国家主权，下至百姓生活，无不与地名紧密相关。地名是写在大地上的历史，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一个地名就牵动着一根历史文脉，千千万万个地名便汇成了中华民族寻根的方向，是必须要传承的文化遗产。本书以地名为切入点，详细讲述了中国历代地句的发展及研究的清晰脉络，为读者揭示了地名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根基及人与自然的美妙融合。

地名概述

章 远古及先秦时期的地名

一 传说中的两个早的地名

二 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地名

三 铸在青铜器上的地名

四 商周时期的方国与封国地名

五 春秋战国时期的郡县地名

六 先秦货币上的地名

七 战国秦图中的地名

八 《禹贡》等书中的九州及“地名”术语的出现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地名

一 秦郡、长城与驰道等地名

二 西汉的都城、王国、侯国、州、道与西域

三 新莽时期地名的混乱

四 东汉的都城、州与属国

五 汉代地图与汉简上的地名

六 《汉书•地理志》地名特点与地名研究

七 几部有关地名的字书

八 应劭等人对地名命名规律的探讨

第三章 三国南北朝间的地名 

一 赤壁与三国分立 

二 吴魏的地名重复与虚封中的地名

三 东晋十六国时期地名的混乱

四 东晋侨置的州郡县及双头州郡地名

五 南北朝时期州郡地名的猛增

六 北魏洛阳城的坊市

七 北朝时期出现的双附郭县地名

八 地名的著作和研究

第四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地名

一 隋代的郡与州

二 隋代的运河

三 唐代的两京、道、都及总管府

四 唐代边疆地区的府

五 唐代的藩镇

六 五代与十国

七 渤海、契丹、南诏与吐蕃

八 隋唐地名要籍及地名研究

第五章 宋辽金夏时期的地名

一 两宋都城的厢坊

二 宋代的路与军、监和羁縻州县

三 辽五京五道与“十六州”

四 辽代北迁的中原地名

五 金朝的六京六府和十九路

六 金代警巡院、录事司、司候司

七 南宋的路、府与西夏、大理的政区

八 有关宋代地名的著作及地名探讨

第六章 元明时期的地名

一 蒙古四大汗国与成陵

二 元代的上都和大都及都城警巡院

三 元代省与行省及其下辖政区

四 元代路府城市录事司

五 元大都的漕运与大运河

六 明代两京及九边、九镇

七 明代政区中的省府州县和都司卫所地名

八 元明时期的土司与羁縻都司、卫、所

九 元明一统志及其他地名要籍

第七章 清代的地名

一 清代的盛京与北京及城属

二 京郊园林与承德离宫

三 省府州县与厅、盟、旗地名

四 清代的满城及其名称

五 清代木兰围场的数字地名群

六 清代后期的割让地与租借地

七 地名别称与地名沉淀

八 清代地名图书及地名研究成就

第八章 民国时期的地名

一 北洋政府时期的地名变化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名

三 日伪占领区的一些地名

四 民国时期有关地名的一些著作

后记

徐兆奎（1917—2003），江苏沭阳人。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史地系，后执教于重庆南开中学、中央大学、湖北师范学院、东北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经济地理、外国地理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历史地理与地名研究》、《徐霞客名山游记选注》、《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合著）等书，并任《北京历史地图集》（集）副主编。发表论文数十篇。

韩光辉，1947年生，山东泗水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著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地理学丛稿》《从幽燕都会到中华国都——北京城市嬗变》《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应用历史地理研究》等书。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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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名堪称是“写在大地上的历史”，一部地名史，便是一部国家史

读史***案头参考，中华民族文化寻根的宝贵遗产

书摘插图

地名概述

　　地名是人类为便利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而命定的地物或地域名称。所谓地物，既包括山、岭、河、湖、海一类的自然物，也包括人类建造、利用的一些人工物，如运河、道路、村落、城镇、矿山等。地域则是包括各类自然物与人工物所组成的大小不一、类别各异的区域，包括政区、自然区以及林带、渔场、工厂、农庄等等。这些地名所代表的区域是人们经常接触，甚至须臾不离的生活或劳动场所。因此，地名一出现，就与人类的社会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人们的接触与交往也在日渐频繁且不断加强，地名的使用也随之日益广泛，它涉及工、农、运输、贸易、民政、外交以及国防等许多部门；另一方面，在地名使用过程中，地名本身又不断地发生演变。这种演变既包括地名空间位置的变动，又包括地名含义、语词特征以及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地名更易等。因

而地名研究也就成为适应时代需要和社会要求的一项重要工作。

　　地名学是综合地研究地名的起源、含义、语词特征、演变和分布规律及其应用，且与历史地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地图学密切关联的一门独立学科。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不仅目前所使用的地名居于世界各国之首，而且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地名和出现的地名著作之多，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难以比拟的。自古以来，记录和研究地名的著作逐渐形成了地名学问，其主要研究内容和任务是：地名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地名的渊源和沿革，即地名的产生、含义和演变；地名的分类；地名的地理分布规律；地名学发展史；方言地名及少数民族语地名；国内外地名书写的标准化，其包括地名正名、正字、正音、地名罗马化、地名译写原则和译写方法等方面；地名档案的建立和地名信息的处理；地名工具书的编纂等。在地名学研究的这些主要内容中，除地名学发展史与地名渊源和沿革的研究之外，基本上均属于当今地名问题研究。而地名学发展史的研究是对地名学整个发展过程的研究，因此它属于理论范畴的研究和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总结，这决定了这一研究具有一定难度。但另一方面，它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地名研究深入发展的实际意义。

　　地名一般包括两个部分，即通名与专名。所谓通名，即山、川、河、湖、郡、县、省、区一类的名称，显示出地名的类别；专名才是某一类别中地名的特称。有人把通名比作人们的姓，将专名比作人们的名，仅有姓难以识别其人为谁，单有名也会混淆不清。在习惯上将寄往安徽省蚌埠市的信写作安徽蚌埠也可以，可是寄往山西省大同市的信写作山西大同则不合适，因为除大同市外，雁北地区还有一个大同县，单写大同则会造成邮递困难。所以这个通名不能省去。通名有时也会转化为专名，例如浙江是一条江名，浙是专名，江是通名，但在浙江省这个地名中，省是通名，江则是专名的一部分。又如沙市市与津市市这两个地名中，后一个市字是通名，前一个市字也是专名中的一部分。

　　我国目前的大小地名，大部分都有悠久的历史，这是因为1949年以后对于旧有地名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以县名为例，北京市所辖的八个县以及由县改区的房山，它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其中昌平、平谷都可以上溯至汉代。上海市的九个市辖区县也都设立在1949年以前，所以它们既是当今地名，也是历史地名。所谓历史地名，应以1949年为界限，1949年前地名也称旧地名，1949年后有变更的可称为曾用名，这样比较合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以外的兄弟民族人数虽少，但分布的地区却相当广大，这些民族地区语言也相当复杂，有些地名可能还是更古老民族命名的残存，加上汉语古今也有变化，汉译也会有不少分歧，所以探索这些地名的工作十分艰巨，更需要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与语言学家们与地名工作者通力合作，担负起这项艰巨任务。

　　我国历史悠久，封建社会延续的时间很长。在改朝换代过程中，由于易代改名、换帝改名以及避讳改名等，地名的变化更加复杂。在分裂时期更会形成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的混乱情况。以徐州为例，如果加上东、西、南、北等方位词，则可以多达数十处，北徐州北面会出现南徐州。与此类似的如豫州的西面却设置了东豫州。这种混乱情况令人难以捉摸，稍不慎重就会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

　　地名是语言词汇，在书面语中都具有音、形、义三方面的内容。客观上“位”的内容也很重要，当然，位的内容也可以包括在义的内容之中。不过，在解释地名时未能确定其具体位置，则往往算是未得要领，可见位在音、形、义外，仍有单独列出的必要。在我国的历代政区中，同名甚至义亦类似的颇多，不用位来区别，则极易混淆。远的不说，即以清代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的政区为例，同时并存的就有四个“新城县”：1．直隶（今河北）新城县，治所在今新城县东南的新城镇；2．浙江新城县，县治在今富阳县西南的新登镇；3．江西省新城县（今黎川县）；4．山东省新城县，治所在今桓台县西。如果加上清代前或清代后所设的新城县，还可以列出一大堆，如不用位来区别，则会纠缠不清，所以用位作为一项要素来区别地名还是必要的。

　　义的探索也很复杂。义的探索是指解释地名渊源、总结地名命名规律，例如早在汉初成书的《公羊传》记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谷梁传》文公九年（公元前628年）：“京，大也；师，众也；言周必以众与大言之也。”并总结方位地名命名原则，“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开了地名渊源解释的先河。1949年后新设的一些市县，如黑龙江省的大庆市、山东省的东营市以及为纪念革命烈士所设的左权、靖宇、尚志、志丹等县，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在古代地名中，前人也有解释比较清楚的，例如山西的闻喜、河南的获嘉，都是汉武帝巡行途中听到平定南越、捕获吕嘉的消息后新设的县。也有一些政区得名于一些山、川、湖、海等，这较容易理解，但很多却是古人未加解释或者尚有争议未有结论的。例如赤壁之战的赤壁就有好几种说法，甚至把苏东坡作赋的赤壁（赤鼻矶）也扯上，出现所谓“文赤壁”与“武赤壁”的说法。解释地名不能望文生义，这就是宋人沈括所说的“郢都白雪，误于郢州。东海二疏，误于海州（今连云港市西南）。”白雪指阳春白雪，是古代高雅的名曲，即使楚国郢都的人会唱的也不多。郢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的纪南城遗址，而宋代郢州则在今湖北省的钟祥市境，与郢都并非一地。“二疏”指汉代学者疏广与疏受，他们叔侄俩是东海郡兰陵县（在今山东南部）人，宋代学者乐史（《太平寰宇记》的作者）在海州境内发现两座古墓，他认为是二疏的墓，这些都是将古代不同地名混为一谈的错误。总体来看，总结地名命名原则、解释地名渊源是我国传统地名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据陈桥驿研究，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解释渊源的地名达1052处，可分为自然地理地名和人文地理地名，包括24类。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对931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释名率达19%以上，也分为自然和人文地名两部分，总计也有24类。明代郭子章《郡县释名》对1400余个政区地名作了渊源的解释，同样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20多个方面的内容。

　　在地名中，字形的复杂性曾给人们带来许多困难。1949年以后，有关部门曾经对一些生僻字、繁体字进行了简化，例如：陕西的盩厔县、鄠县、醴泉县、邠县、鄜县、沔县、汧阳简化为：周至县、户县、礼泉县、彬县、富县、勉县、千阳。又如青海的亹［mén门］源简化为门源，江西的雩都简化为于都等。可是在翻阅古籍时，难免还会遇到。此外，古籍中还有许多异体字，有些常用的繁体字也确实是够繁的，还有些字笔画并不多，如沫［mò末］与沬［mèi妹］，汜［sì巳］与氾［fàn泛］，都是水名，两组字都是相差无几，可是就难以分清。

　　在汉语中，地名读音往往与字形有关，所谓不认识的字，往往是指不识其形，当然也就难读其音，上述一些不常见的、简化前的地名就是如此。不过也有些常见的字在用作地名时却不按通常读音，这确是值得注意的事。例如：浙江省天台县与天台山的台读［tāi胎］，山西省洪洞县的洞字读［tóng同］，江西省铅山县的铅字读［yán沿］，广州市属县番禺的番读［pān潘］，河南开封市繁塔的繁读［pó婆］，等等，这些可能与古音的残存有关。还有一些地名用字是一字多读音的，例如堡字有的读［bǎo宝］，有的读［bǔ补］，有的读［pǔ普］。广东黄埔的埔字读［pǔ普］，大埔的埔字读［bù布］。两广一带墟字地名简化为圩［xū须］后，和江淮一带圩字地名中的圩［wéi围］字却又混淆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地名问题的复杂性可能也高居世界首位。

　　地名虽有大小不同的差别，但对地名工作者来说，即使是很小的地名，认识也要正确无误，否则也会造成很大损失，例如新疆境内有个火车站与辽宁境内一个新设的火车站同名，由沈阳某厂发往这个新车站的一车皮器材，却错发往新疆，发觉后又由新疆运回辽宁，试想这该是多么大的损失。又如一艘轮船在海上触礁，发出求援信号，但救援者查不到出事地点的名称，又如何进行营救。

　　本书讲的都是历史上的一些重要地名的形成和演变。

书籍介绍

　　上至国家主权，下至百姓生活，无不与地名密切相关。地名是写在大地上的历史，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一个地名就牵动着一根历史文脉，千千万万个地名便汇成了中华民族寻根的方向，是必须要传承的文化遗产。《中国地名史话（修订版）》以地名为切人点，详细讲述了中国历代地名的发展及研究的清晰脉络，为读者揭示了地名背后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根基及人与自然的美妙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