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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英籍匈牙利人奥雷尔•斯坦因先后到我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考古，并先后出版了这三次探险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三部著作是斯坦因的代表作，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国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窟宝藏与千佛洞佛教艺术，揭开了该地区古代文明面貌和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神秘面纱。西域游历丛书集斯坦因这三次中国西部探险考古资料于一体，对上述考古报告进行整合修订，使大众能更便捷了解其中的经过和成果。丛书共15册，本册出自《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1900 年 5 月，斯坦因从克什米尔出发，穿越帕米尔前往喀什噶尔，探察古道，考察遗迹，对史料中的大勃律、小勃律、羯师、羯盘陀等做了故址与历史记载考证。

章 从克什米尔到帕米尔

节 吉尔吉特路和克什甘加河谷 .......................................1

第二节 唐代和吉尔吉特的历史关系 .......................................8

第三节 唐代对吉尔吉特和通向克什米尔道路的控制 ......12

第四节 吉尔吉特和罕萨的古遗迹 ..........................................25

第二章 萨里库勒和到喀什噶尔的道路

节 萨里库勒的地理位置和人种分布 ............................37

第二节 唐代记载中的萨里库勒 ..............................................46

第三节 萨里库勒的历史遗址 ...................................................55

第四节 从萨里库勒到喀什噶尔 ..............................................70

第三章 关于喀什噶尔的历史记载

节 喀什噶尔的旧称 ............................................................81

第二节 汉代的喀什噶尔 ............................................................87

第三节 唐代的新疆地区 ............................................................94

第四节 唐代关于喀什噶尔的记载 ........................................106

第四章 喀什噶尔的古代遗迹及莎车和叶城绿洲

节 库尔干梯木和克孜勒德拜的佛塔 ..........................114

第二节 汗奥依附近的遗迹 .....................................................128

第三节 叶尔羌（莎车）绿洲和城市 ...................................142

第四节 文献记载中的叶城 .....................................................147

第五章 叶城至和田之路：古代地形和遗迹

节 沿着沙漠到和田 ..........................................................155

第二节 皮山绿洲 .......................................................................163

第三节 喀克夏勒的塔提 ..........................................................170

第四节 墨吉的古代遗存 ..........................................................181

第五节 从墨吉到和田绿洲 .....................................................188

    奥雷尔·斯坦因（1862—1943），英国人，原籍匈牙利，20世纪上半叶享誉世界的考古探险家和东方学者。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先后三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考古探险。根据其考古探险经过及成果，先后撰写出版了《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等。

    方晶，考古学家，出版译著《古代和田》（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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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吉尔吉特和罕萨的古遗迹

    中国史书中那些揭示性的条目向我们展示了吉尔吉特及其毗邻地区早期历史的一个短暂片段，除此之外，我们完全缺乏可靠的记载，因而目前根本不可能寻找到更多的关于那段历史的信息。

    对当地传说和种族进行耐心研究，对古代遗迹进行系统寻找，无疑将能发现一些材料，很可能能帮助我们恢复前伊斯兰时期那个地区生活和文化的一些主要形态。在“个人报告”中，我描述了6 月 11—28 日循着吉尔吉特和罕萨的河谷直到兴都库什分水岭这一段所进行的一系列迅速而考验人心的行军。它们不容我进行上述那样细致的工作。

    曼乃尔·施密特好心地提醒我，在吉尔吉特主河谷有现存于地面之上的佛教崇拜的遗迹。可是在这些遗迹中，我只有可能去访问其中的一个，即与吉尔吉特哨卡约 4 英里，离瑙普尔村不远的科尔尕合奴拉合入口处的大岩刻浮雕。这块浮雕在一块直立的岩石断面上离地 30 多英尺的地方占据着一个非常醒目的位置。这是一尊大佛像，高约 9 英尺，是刻在三叶花瓣形的浅凹槽内的一幅浅浮雕（图 1）。

    浮雕所表现的是一个立佛，右手和小臂举到胸前。这个手势在佛教习惯中被称为施无畏印。他的左手下垂抓着袍的边缘。袍只在身体侧面臀部以下才显露出来，使得他的四肢完全裸露。所以这个塑像乍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裸体的耆那（又作胜者），而不是着袍的佛。

    尽管佛像的造型和雕刻粗糙，但仔细研究照片仍可发现，本来要表现的是一个全身着衣的形象。绕着脖子和覆盖着右小臂的宽褶或镶边显示出古典着衣方式所应有的褶痕。在犍陀罗与和田雕塑中发现的类似姿势的佛像都一致地显示出与此同样的形态。吉尔吉特雕塑者努力呈现的类型，尽管并不完美，但与丹丹乌里克无数的灰泥浮雕无疑是同一类型。那些丹丹乌里克的浮雕可以从图 2 中看到。犍陀罗的希腊—佛教雕塑以及我发掘的和田附近热瓦克佛塔中的大型灰泥浮雕中，有大量此种类型佛像的更早时期的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提到的这一类型佛像的早期例子中，我们从没有发现类似吉尔吉特浮雕的那种手和小臂放在胸前的样式。施无畏印的典型特征是手掌外翻。在我们眼前见到的佛像姿势中，这个手势只能通过不自然地拧转小臂才能做到。而像我所描述的那些雕像中，小臂多多少少以上斜的角度向前伸，这个手势就显得非常自然。在丹丹乌里克的一座寺庙中，有作为灰泥墙壁装饰的一部分的小浮雕佛像，其中可以看到同样不自然的右臂和手势（图 2）。

    不管怎么说，小臂位置的这种变化反映出艺术家在浅浮雕中不能表现出原始造型中那种自然的姿态。丹丹乌里克的灰泥雕像属于公元 8 世纪后半期。它们与这个不太高明的吉尔吉特岩刻之间的相似之处提醒我们，不应把后者的粗糙造型看成其历史特别久远的证明。在我看来，前面指出的那个围绕着塑像的三叶拱形浅槽正是它属于较晚时期的一个明证。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是因为我曾对克什米尔的纪念碑上的这种建筑因素做过仔细研究，因而能够辨认出其形式的一个个发展阶段。另一个晚期工匠技艺的标记是袍子边缘，尤其是从那只形态自然的左臂垂下的袍子的边缘被夸张地突出了。这样很容易使未经训练的观察者误以为左手不是在撑袍子而是握着“一根棍杖或某种武器”。

    排在三叶花形浅槽之外、连成五边形的深凿的方洞无疑是用于支撑一度用来保护佛像的木框。

    彼杜尔夫上校已注意到古代灌溉工程的遗迹。这个遗迹可以沿着科尔尕合奴拉合河口的右岸即东岸仔细地加以追踪。我们在那里看到一些四壁是垂直岩石面、有相当深度且彼此之间深度相同的方形凹槽。设计这些方形凹槽显然是用来固定坚固的方木的。木制的水槽可以固定在这些方木上，把奴拉合河水输送到主河谷以灌溉农田。灌溉管道的位置之所以比奴拉合的碎石河床相对要高，是因为修这条灌溉管道的目的就是要把水输送到奴拉合河口

    处引出的水所到达不了的山坡上。

    这条灌溉管道修筑于一个较早时期，属于前伊斯兰时期，这一点可由那些深槽的完美凿刻得到证明——因为那种石匠技艺在这条河谷的人群中间久已失传。我们也许可以很合适地假定，在一个物质文化更为发达的时期，吉尔吉特居住着比现在更多的人口，因此，在比现在的耕地位置更高的山坡和冲积高地上，土地也被用作农田，因而需要灌溉；而在整个吉尔吉特河谷，为农业和果树生长提供的灌溉只能依靠旁边的支流进行。

    既然谈到吉尔吉特的古迹，我就应提到曼乃尔·施密特少校及其他在吉尔吉职的官员曾写到过的在汗孜尔和尤提亚尔的毁损石堆。无论怎么说它们都应是佛塔遗迹的代表。虽然我没能亲自去查看，但是“帕米尔边界考察团”的报告中复制的汗孜尔（吉尔吉特哨卡之上约 9 英里的一个村庄）附近的石堆照片明显地支持上述结论。只是遗址的任何地方都仅仅显示出使用未凿石头材料的粗略的石工，所以，如不经系统发掘，很难作出关于建筑年代的结论。

    我从吉尔吉特到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路经罕萨河谷。无论是河谷、峰峦和冰川的艰险瑰丽，交通的自然困难，还是人口中种族和语言的奇异混合，都令人对这片山区倍感兴趣。然而，这些冰雪为冠的山脉和几乎同样令人望而却步的狭窄山隘，虽然使得罕萨直到我们的时代以前一直免遭外敌入侵，却也妨碍了这条河谷成为真正的交通线或因某种其他原因而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

    这种隔绝有一个令人惊讶的证据，就是在中央罕萨还留存着一种与任何大语族（印度、伊朗、突厥、藏）都没有一点关系的语言——布里希斯克；而这几个语族就在离此处——兴都库什分水岭极东之点——不远的地方交会。同样，毫无疑问，这个在风俗、传统和经济状况方面都很封闭的聚落一定保留了许多东西，对研究者具有指导意义。

    我沿着罕萨的崎岖道路匆忙行进，只能进行一些浮光掠影式的观察（图 3）。路上一个我可仔细探源的古迹是在绕行于拉克普希大山（图 4）脚下的地方。在历史上有名的尼尔斯山口之上的河的左岸，我们接连经过一些高度开垦的小高地。其中，我们经过的个高地上有一个叫作托勒的小村庄，村庄附近有一座毁损的佛塔。图 5 显示的是它西面的样子。这个佛教崇拜遗迹的位置如此暴露，而保存状况又相对较好，这一点很引人注意。它所遭受的严重的损害发生在近期，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典型后果——从 1891 年的战役结束罕萨被占领的时候起，佛塔南面基座处的砖石就开始被取走，用以修补离山路不远的一条临时便道。

    这座佛塔由较为平整的天然石板砌成，依靠较硬的灰泥一层层大体平行地往上垒砌。粗糙的石砌部分的表面过去曾覆盖着一层同样的灰泥，在北面基座的上部和遮蔽得较好的线脚处我们发现附着一些这样的灰泥片。基底的下层是10英尺见方的正方形，以现在的地面为基准，高度是 3 英尺 9 英寸。其上，边缘约错后1 英尺，为第二层。这一层同样是正方形，连上它 14 英寸高的突出的飞檐，高度也是 3 英尺 9 英寸。再上一层是八角形，连上飞檐，高度为 3 英尺 10 英寸。其上支撑着一个圆形的鼓状物，高 1.5英尺，上面同样接一层飞檐。在此之上是佛塔固有的穹顶。看起来这个穹顶初是半球形，可是现在顶部已毁，现存的砖石从倾斜的鼓状底座算起，仅有 3.5 英尺高。从我后来在塔里木盆地察看佛塔遗迹的经验判断，也许可以假定，造成损害的主要原因是有人到小穹顶中心去“寻宝”，因为那里没准留着过去存放的东西。考虑上这种缺损，这个结构的整个高度不会少于 18 英尺，也许可达 20 英尺。

    托勒佛塔的高度相对于底座尺度而言是很大的，这一点把它与我在中国新疆察看的其他佛塔鲜明地区别开来。中国新疆的佛塔中那些保存完好、可进行精确测量的，例如莫尔梯木（即今莫尔佛塔——译者）、尼雅遗址、安迪尔和热瓦克的佛塔，在其初形态下，整个高度也仅与它们同地面接触部分的正方形基座的边长（也即底层建筑图的尺度）近似相等。另外的同样鲜明的区别是，在基座的正方形层之上引入了八角形的一层，以及在基座的每层之上和穹顶下的鼓状物之上都有一层很大胆地突出的、巨大的飞檐。从我熟悉的印度西北及其毗连的边界地区的佛塔中，我都举不出有类似鲜明特征的例子。但是这种特征中却有一种东西使人联想到斯克木和拉达克的乔尔腾的风格和一般特点，因而似乎表明着西藏对它的影响。

    在尼尔斯和巴尔提特之间罕萨河深陷的河床边，每隔一定距离都镶嵌着一些小冲积高地。那是河谷中仅有的其中道路适于负载牲畜常年使用、道路维修无须借助现代工程手段的地方。从巴尔提特村（它也许是早期罕萨人首领的驻地）往上，通向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的道路就进入了又长又窄的峡谷，罕萨河在此穿过兴都库什的主山脉。经过 6 天考验人心的跋涉，我们走完了穿越峡谷的道路。其间能够遇上真正的阿尔卑斯攀登中会遇到的所有困难，包括要翻越大冰川。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除非对徒步而行的人们，这些道路完全无法通行。要想通过这些山路运输什么东西，只能雇佣那些老练耐劳的山民。在被河流包围的大片荒秃的岩石冰雪之间和更为狭窄的支流山谷里，有极少的几块可耕地，这些山民便在那里想方设法生存下去。这些山脉恶劣的条件使得“小古合亚勒”的人口仅有几百户——“小古合亚勒”之名源于此地的瓦罕居民（图 6），他们是由瓦罕即古合亚勒迁来的。即使仅仅是为那些偶尔得到允许通过罕萨河谷的欧洲旅行者提供搬运工，对当地人的人力来说也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如此的自然障碍面前，也就不能想象罕萨河谷怎么能成为贸易和一般交通的通路。

    在离开罕萨北的小村米斯噶尔（图 7）之后，道路的自然困难就减少了。到达罕萨河源头与妫水源头分水岭，同时又是罕萨河源头与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的分水岭时，河谷变得宽阔起来。寇松勋爵在他详尽的《帕米尔备忘录》中曾强调了这样一个地理事实：兴都库什这一部分的分水岭在主山脉以北相当远的地方，而且高度要低得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终通向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的奇里克和明塔卡山口在一年中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翻越，哪怕对于运货的牲畜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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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达尔德人也是普遍地将其居住区分成数目众多或多或少地独立的属国（被保护国）。这样做的目的可从地理特征上得到解释。极端险峭的山区，山顶终年积雪——即使是对那些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成功地与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作斗争的山民来说，这些自然障得也使得狭窄的山谷与山谷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困难。P5

从《唐书》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大勃律于公元8世纪中叶的某个时期臣服于吐蕃。然而《唐书》和百科全书《册府元龟》中保存的官方记载两方面的证据都表明，公元717和721年，大勃律有两位相继的统治者都曾承认唐朝的宗主国地位，并接受了唐朝的皇室册封令。现在的巴尔蒂人使用藏语，大部分人在种族方面也属于藏族，然而我们无法探知这种种族特征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吐蕃的占领形成的。也许，巴尔蒂斯坦与拉达克之间密切的种族联系可追溯到更久远的时代，而且这种联系可能曾有助于吐蕃人沿着印度河河谷的扩张。

由中国史书中“勃律“一词衍化的古代当地用语仍在“帕罗约“一词中表现出来，我在行经吉尔吉特时曾查明，那些地区的达尔德人用“帕罗约“这个词指代它们的东邻——巴尔蒂人。P10

塔格杜木巴什帕米尔尽管和其他的帕米尔有着同样的名称，而且它的上半部也与其他帕米尔的主要地形特征相似，然而它却处在与其他帕米尔不同的分水岭内，因而明白地显示出是另外的流域系统的一部分。可以看到，这种地形上的分区在今天又被国别分界强化了，使得塔格杜木巴什成为中国治下的唯一的帕米尔。因此，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将中国作为影响这一山区早期历史条件的决定性因素。P39

由于萨里库勒在穿越帕米尔地区的道路上所处的重要位置，早期中国史书中有关于它的历史地理有非常丰富的信息。

……

疏勒即喀什噶尔向西南通过剑末谷就能到达这个王国。

中国人一般用“葱岭”一词指代从东面支撑着帕米尔地区并将它与塔里木盆地分开的南部山脉。由记载中所述与葱岭的相对位置，喝盘陀都城应准确地对应着现在的塔什库尔干。

欧洲最早研究玄奘的学者明确无误地辨认出了波谜罗川指的是帕米尔地区。

玄奘常以极高的精确度记录方位，而他的记录又常被证明是准确的。现在我们讨论的这条路与玄奘的记录极好地相吻合。

帕米尔有一个特点，似乎给任何时代的旅行者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即完全没有定居人口和缺乏当地资源。无论是中国古代朝圣者还是自马可·波罗和班奈迪特·郭兹起的欧洲旅行者的记载都反映出这种极度的隔绝感和严酷感。每一次像戈尔登上校远征或“帕米尔边境考察团”这样的大批西方访问者要在帕米尔通过或宿营，都需在供应和宿营地等方面进行非常细致的安排。由此我们也可想象，商旅或军队通过这一地区时，也必然会遇到的那样的困难。

到达后的那天早晨，当地的伯克和村里的头人们就给我拿来了整袋整袋伊斯兰时期的旧铜币，还有一些金属封印、青铜装饰物等，据说就是在被他们叫作托古加依的上述古遗址处找到的。

那个地方位于皮山巴扎以北约0.75英里处。我在前往那里的过程中，发现一片约有0.25平方英里的裸露黄土地，上面布满一道道汛期河床的宽阔河道。

……

也是在那里，我收集到五六枚与前面带给我看的同样类型的薄铜币，……

……

这些钱币和我在此处购买的大量钱币都属于至今不能确认的一位穆斯林统治者。他在钱币的背面自称苏莱曼可汗。我们对这位国王所处的时代或谱系并无所知，所以确定这些钱币的种类和标准能为我们的考古调查提供什么线索这件事就得留给钱币学家去做了。

……

这些钱币发现所提供的证据使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托古加依遗迹所属的定居区在进入伊斯兰时期依然繁荣。

上釉的陶器碎片需要特别引起注意，因为它们有较好的工艺和艺术性的色彩。我以前发掘的更早时期的遗址都没有这种上釉的器物，因此也许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伊斯兰时期开始以前，塔里木盆地的人知道上釉工艺并在某种程度上加以运用吗？另一方面，有一些不上釉的陶器片，其装饰显出是公元3世纪的尼雅河遗址处所能看到的木刻的主题的延续，因此可以一直追溯到希腊—佛教艺术。

前言

出版说明

    1900—1901 年、1906—1908 年、1913—1916 年，英籍匈牙利人奥雷尔·斯坦因先后到我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考古，并先后出版了这三次探险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三部著作是斯坦因的代表作，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国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窟宝藏与千佛洞佛教艺术，揭开了该地区古代文明面貌和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神秘面纱。此外，斯坦因还详细描述了深居亚洲腹地的中国新疆和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山川、大漠、戈壁、雅丹、盐壳等地貌的种种奇妙景观。斯坦因的著作为人们打开了此前“未知世界”的大门，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轰动，西方列强的学者们对此垂涎欲滴，纷至沓来，形形色色的探险家也紧随其后，蜂拥而至。

    斯坦因的这三次探险考古活动，足迹遍布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以北东部地区，几乎盗掘了我国汉唐时期所有重要的古遗址和遗迹，对遗址和遗迹造成了严重破坏，所出文物也几乎被席卷一空，并运往英属印度和英国本土。此外，斯坦因在河西敦煌以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等地也进行了大肆的盗掘和劫掠，其中尤以对敦煌石窟宝藏的劫掠为臭名昭著。可以说，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斯坦因是我国西部地区古遗址的盗掘者和破坏者，是劫掠中国古代文物的大盗。斯坦因的上述著作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国主权的铁证，同时也为那段令国人屈辱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因此，我们在阅读斯坦因上述著作时，一定要牢记惨痛历史，勿忘国耻。

    斯坦因上述三次考古报告都是综合性的学术性专著。为了方便一般读者更多地了解斯坦因在我国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和天山以北东部以及河西敦煌等地区的发掘工作和搜集文物的情况，我们对上述三次考古报告原著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根据原著各章内容的关联性进行分册，删除一些专业性特别强的内容，将插图进行适当调整并重新编序等。

    本册出自《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1900 年 5 月，斯坦因从克什米尔出发，穿越帕米尔前往喀什噶尔，探察古道，考察遗迹，对史料中的大勃律、小勃律、羯师、羯盘陀等做了故址与历史记载考证。

书籍介绍

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英籍匈牙利人奥雷尔•斯坦因先后到我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考古，并先后出版了这三次探险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三部著作是斯坦因的代表作，较全面地记述了我国新疆汉唐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以及敦煌石窟宝藏与千佛洞佛教艺术，揭开了该地区古代文明面貌和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神秘面纱。西域游历丛书集斯坦因这三次中国西部探险考古资料于一体，对上述考古报告进行整合修订，使大众能更便捷了解其中的经过和成果。丛书共15册，本册出自《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1900 年 5 月，斯坦因从克什米尔出发，穿越帕米尔前往喀什噶尔，探察古道，考察遗迹，对史料中的大勃律、小勃律、羯师、羯盘陀等做了故址与历史记载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