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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批评家海伦·加德纳应哈佛大学之邀所作的六次文学讲座。文德勒从多个方面谈了想象力之于我们的重要性。包括：想象力可以帮助我们表达对于人生的思索，为我们独特的人生而辩护；想象力在文学和戏剧中所起的作用；想象力在阅读与接受中的作用。

一 目前的隐忧

二 文学的关联性

三 导演剧院中的莎士比亚

四 读者与阅读

五 叙事与虚构

六 为我的生活方式申辩

附录

索引

海伦·加德纳（1908—1986），英国诗歌批评家。以研究约翰·邓恩和T.S.艾略特闻名。编著有《约翰·邓恩的圣诗》（导言和评注）、《约翰·邓恩的哀歌、歌集和十四行诗》（导言和评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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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979—1980年间，我应哈佛大学之邀，出任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诗歌讲座教授，做了六次讲演。本书即这些演讲稿之结集，只是略有增订。在那期间，我趁回英国度圣诞假之机，在伦敦做了一次相关题目的讲演，一并收录于此，作为附录刊行。

受邀发表诺顿演讲，当然是一份殊荣。而与之相伴的是这一份快乐： 受邀作为哈佛一员在校生活半年时光。在哈佛，我得到诸多老朋友的欢迎，他们是道格拉斯和哈泽尔·布什夫妇，葛温和贝蒂·埃文斯夫妇，哈里和叶连娜·列文夫妇以及杰里米和简妮·罗里斯夫妇。我也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其中，我要特别感谢杰罗姆·巴克利教授和戴维·珀金斯教授。巴克利教授不但负责安排讲座事宜，每次讲座完毕还安排了庆典，这就远远超出了其职责所系。珀金斯教授帮我物色到研究生马克·麦卡佩尔森来接送，令我生活变得非常舒适。我不可能找到比马克更随和勤勉的随从与司机。我必须感谢弗雷泽教授及其夫人，他们是克利尔书院的导师，给了我书院学人的种种便利，为我提供了书院的一套客房，还专门为我安排一些愉快的节日庆祝活动。我很开心每日与克利尔书院学生接触，有机会与不同背景、经历和兴趣的年轻学子闲谈。除了这六次公开讲座之外，我还与罗纳徳·布什教授合开了一门课程，讲授庞德、艾略特和乔伊斯。我必须感谢他给我的许多帮助，引导我这个外人进入哈佛课堂的教法，同时还要感谢与他关于艾略特的多次谈话，以及陪我去格洛斯特海滩的一次远足。我在哈佛的第二个学期，开设了一门关于多恩的研究生讨论课。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经历。班上的同学都很好学而勤勉。尽管在他们看来，我开的这门讨论课，肯定有些异端的味道，但他们依然非常宽容。

在准备演讲稿和阅读素材期间，我与哈里特·霍金斯、埃尔塞·邓肯-琼斯、凯瑟琳·邓肯-琼斯和安德鲁·威尔逊有过多次交流，从他们那里受益匪浅。在哈佛，我因便与阿莫斯·韦尔德教授有过愉快的交流，我返回英伦后，我们之间还有信函往来。我还要感谢布兰迪斯大学刚去世的莫里斯·威茨，他鼓励我将文学批评的进展作为我的演讲主题。他的友谊令我感激不尽。

感谢瓦莱丽夫人，允许引用T.S.艾略特的批评文字；感谢戴安娜·特里林夫人，允许引用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批评文字；感谢费伯出版社和兰登书屋，允许引用奥登的诗文；感谢戴维斯-波因特出版社，允许引用西蒙·柯蒂斯的诗文；感谢现代人文研究会和《现代语言评论》的编辑们，允许作为附录重刊《文学传记》一文。

如果本书需要献辞，我将题献给T.S.艾略特。在我写作这些演讲稿期间，在我生活于他求学过的哈佛大学期间，是他一直萦绕于我的脑海:

逝者用火舌交流，

非生者语言能及。

海伦·加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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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菜昂内尔・特里林在《党派评论》发表的一篇文章里，以一种不无反讽的遗憾口吻说，他承认“许多课程都遵循一种不争的前提：所有研究的真正对象都是现代世界；所有研究的合理性都在于其与现代性所发生的直接且据认为是实际的关联；所有研究的真正目的都是引导年轻人去适应甚至主宰现代世界”。这导致他追问：

是否可能在过去找到那样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年轻人可以在那里待上几年，至少可以暂时超越当下那些相互竟争的看法和规律，至少可以暂时摆脱当代问题（他被告知，只有通过这些看法和规律，他才能把握这些问题）；在那样一个安静的地方，他能保持沉默，他能知晓一些东西（例如，帕

特农神庙始建于何年，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来龙去脉，“B类线形文字”如何破解），知晓几乎所有与这个喧嚣的、装腔作势的当下毫无关联的东西，知

晓几乎所有的东西，除了关于焦虑、城市社会、异化、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等已经接受的系统知识的种种变体（所有这些知识的学科都建立在现代的自我意识和现代的自我怜悯之上。）

这段话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总结了研究过去时代的文学的重大好处：它要求我们应该暂放下我们自己的关怀、偏见和观点，进入他者的经验，要“乐于参与”。

幸运的是，华兹华斯亲历的那种生死存亡的时代，那种良心深刻冲突的时代，并不总是跟随我们。在更加幸福的时代，某种早就确立的美德、行为方式和情感模式，几乎是无意识地悄悄在那起作用，这些都是长期的遗传留给我们的。像所有的美好之物，它们也可能变质，变得庸俗甚至邪恶。诸如“非英国的”或“非美国的”这样的表述，可能传递出偏执和不宽容这些可恨的态度；但那些用这些词语的人，并不总会打开心灵，广泛而深人地阅读本国的文学，从而可能更全面地获得蕴藏在“英国生活方式”或“美国经验”中的美德。

柰保尔有一部随笔集《伊娃・底降归来》，描写了有些社会用想象粉饰过去，取代了他们自身历史的真实知识，结果出现的阴暗画面。

强调二十世纪的文学，牺牲二十世纪前的文学，按照现在的形象重塑过去的文学，这样的倾向和做法，给年轻人的遗产只是一点眼前的小利，牺牲的却是长远的利益。他们在中学和大学的岁月，本来应该像骆驼样填满他们的“驼峰”，吸收营养；当他们受实际需要和日常生活职责所累，没有剩余时间专心阅读时，他们可以靠这些营养维系。所有好的老师都想要主动广泛阅读的学生，喜欢和他们谈论他们读的书，乐于向他们学习；但按照重要意义、本身价值以及对于后代的影响，选择什么书来教，这是老师的责任。任何好的文学课程的核心，肯定是经过岁月洗礼，证明其抗磨损性的东西，证明了具有解放、烛照和扶持的力量。我们应该信任年轻人，由他们自己去发现文学的真正关联性。

回首我自己的人生，反思我们在阅读中追求的“扩大我们的存在”（C。S。路易斯之语），我首先想到的是扩大表达自我的能力。我想起在我能够独立阅读之前的岁月。我还记得，在听到《彼得兔的故事》时，我发现“催眠”这个词很有趣。我敢保证，作者毕翠克丝·波特是用来形容莴苣。遗憾的是，今日许多儿童书都很单调乏味，刺激不起对语词的兴趣和与语词一道冒险的欲望。因为重要的是要有个人的提升感，感觉到我们自然能力的提高，这是伟大作家才能够给予的。我想起狄更斯充沛四溢的创造力给我的纯粹的喜悦。狄更斯的创造力不断地远远超出可能的期待，扩大了读者的能力，惊奇于人的荒唐，醉心于人的特质。同样，我在童年就感受到这种回应。我还记得，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空袭过后，爸爸巡逻完街道回来，会读一段《匹克威克外传》中的故事款待我们，我和兄弟们边听边喝热牛奶，然后才上楼睡觉。不久，我自己能够读狄更斯，这给了我许多乐趣；后来，无论什么时候重读狄更斯，乐趣仍然还在那里。

C•S•路易斯说，我们阅读，是因为“我们还想用他人的眼睛去观看，用他人的头脑去想象，用他人的心灵去感受”。在最伟大的作家身上，我与其说是意识到在用他们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倒不如说是意识到他们创造的那些世界是多么现实、坚固和丰满，意识到那些世界与自已的经验和邻人的经验多么吻合。

约翰生博士甚至说，在《失乐园》中，“我们读到一本关于普遍知识的书”。我很高兴地发现我和威廉・燕卜逊的观点一致。他用更加温情的笔触写道，弥尔顿在《失乐同》中“鲜活地保存了开阔和大度的心胸，敝开怀抱欢迎他生活时代之前欧洲历史上占主导的每一种高贵的愉悦”。对于这句话，我不妨将范围稍作扩充。我认为，根源于古希腊的欧洲文明，其所有的伟大价值，都鲜活地保存在《失乐园》这枚文艺复兴时期学问复兴的最后硕果中，最重要的价值是，相信理性，相信人具有

选择和拒绝的自由。约翰生博士抱怨，《失乐园》中“既

没有人的行动，也没有风俗习惯”，因此，“总觉得作者

对人没有兴趣”。对此，我不敢苟同。相反，我在弥尔

顿的诗歌中，发现大量关于人和人事的知识，大量的苦难和对人类成就的赞叹，发现他对自己所创造的美丽神奇世界的见解。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是我们最好的智慧大师和雄辩大师，每次我们阅读他们，都会更新我们渗透于生活的价值观和感官传递给我们的美感。他们赋予我们“新获得的/真正体验”，教

育了我们的心灵和良知。对于所有以任何现代形式的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他们是共同的遗产，是未来诗人的诗歌力量的伟大源泉。

编辑推荐

加德纳教授以大无畏的勇气攻击*的批评潮流……这位博学、清晰、勇敢、有趣的牛津教授在对矫情和傲慢宣战。整本书中，她展示了其学识和批评能力，特别是其优雅流畅的文笔。

书摘插图

一 目前的隐忧

当我收到邀请，出任哈佛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诗歌教授，我既深感荣幸，也不无担心。我担心没有新意可讲。但就在我迟疑如何答复时，我想起我在牛津年的一次重要经历。那时，我在冬夜一周两次骑车上了高街，前往考试院的北院，挤在一大群听众中，听吉尔伯特·穆雷的讲座。每次骑车途径莫德林桥时，我总会仰望一下莫德林塔；由于灯光和天气的缘故，莫德林塔一直在变，但又始终如一。吉尔伯特·穆雷是任查尔斯·艾略特·诺顿诗歌教授，当时他在牛津做的讲座，正是他在哈佛做过的讲座。如今，我的脑海还清晰浮现出穆雷教授那一张特别高贵的脸，我的记忆里仍回响着他迷人的声音。他带着一种冷静的热情和深切的信念，讲起诗歌的古典传统，认为——正如他在一本书的序言中所说——“在关于艺术和诗歌的旧误解和新学说的旋风中，有必要重申‘古典’的观点”。另一件令我宽心的事情是，我想起塞缪尔·约翰生——T.S.艾略特在其诺顿演讲中赞扬他是“正直批评家的典范”——说过，“更多情况下人们需要的是温习旧知识，而非输入新学说，这一点还未得到充分认识”。看起来有可能，出乎邀请方的意料，在我这岁数，我还会接受一些关于文学意义的新启示，反思我五十年教学和写作生涯中所秉持和验证的那些前提。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我对于这份邀请的好回应，会是重申这种人文主义信仰： 在今日“新学说的旋风”中，相信文学研究作为通识教育核心的价值。

或许，我特别适合这项重申人文主义信仰的事业，因为对于大多数关心文学的人来说,已然成为一场运动的东西——他们目睹了这场运动的发展历程——只是在它完全生成，已然蓬勃，如一棵绿油油的月桂树般繁茂时，我才完全意识到。我指的是从法国移植进入英美的形式的“新批评”。大约十年来，也就是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三四年前，我主要在家工作，负责编辑一部工程浩大的文选，同时专心从事一项关于手稿材料的研究（这些手稿材料很多是影印，我只是偶尔去趟剑桥，核对原件）。此外，我还教务缠身，参与各类委员会的一般活动。我没有时间到处走动或去图书馆。除了与多恩和艾略特相关的研究，我跟不上阅读批评新著和期刊。因此，在我卸下教职，将书稿送交出版社，能够再次自由走动，急于跟上潮流时，我才发现，自己好像是华盛顿·欧文笔下的瑞普·凡·温克，在陌生的动荡世界，不知今夕何年。首先，我碰到一套特别新的语汇，或者说许多奇怪的新词，来自其他学科。无论是语言学、心理学，还是哲学、神学，批评家认为，都能提供一种方法或模式。除了这些经常可见于牛津英语大词典补编的专业词汇（只要该词不是用N之后的字母开头），还有其他陌生的字眼，大多来源于希腊语或拉丁语，既有古典的，也有中世纪的词源。这些新造的词语，其奥义只有借助古典学辞典才能破解。更为离奇的是，还有一些词汇是批评家一时兴起或“好玩”生造出来的产物。如今，对于有些人来说，“好玩”一词似乎是批评活动的代名词。

相比于这种任性的、自我放纵的语言运用，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否定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否认文本的客观地位。作者让位给读者，理由是文本不存在，不是“外在于阐释者心灵和历史之物”。由于读者可能是从现在到时间终结的任何读者，因此文本被认为可能有无穷的意义；由于没有任何标准取舍意义，因此文本事实上是无意义的。批评家认为，历来被视为他的首要任务——阐明作者的意义（这种意义现在被宣布为完全无法找回）——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他只有在文本的虚空中创造意义，换言之，为没有确定意义的文本注入各种意义。看起来，当弥尔顿写道，书籍“的确包含了生命的潜力，这种潜力如同书写者的那颗灵魂一样活跃；更确切地说，书籍如同一个小瓶子，将书写者鲜活的心智中纯粹有效的精华液提取出来加以保存”，他在自欺欺人。相反，更合理的看法是，书籍是“的死东西”。那些人是受了误导： 他们像我一样，过去一直认为，在读一首诗歌时，有一个人，尽管死去很久了，还在借助印刷的书页，在对他们说话。我们没有学会如何区分言语和语言，区分我们听到的言辞和我们读到的书写。

书籍介绍

海伦﹒加德纳教授是传统文学价值观有力而雄辩的捍卫者。她认为这些价值观遭到现代学术圈中一些最能干的人和今日批评和教学中主潮削弱。在本书中，她讨论了那些新的批评学派，它们使用读者的权威取代了作者的权威，否定文本有任何固定意义，认为文本是无穷的意义游戏，其意义有待个体读者发现。她遗憾地指出，今日文学教师往往看重现代文学，却忽略了过去时代的伟大作品；他们教授过去的文学，前提是要与现代产生某种“关联性”。在戏剧领域，尤其是莎剧领域，她审视了导演的主导地位；文本和演员的表演艺术服从于导演的总体主题观念和各种景观，结果是事件取代了戏剧。在文学传记领域，她发现一些现代传记作家，为了呈现传主的内心生活，忽略甚至扭曲作家的作品，或将之作为心理档案，而非想象性的产物。最后一章部分内容具有自传色彩，验证了她在献给文学研究的一生中找到的那些价值观念。这本书中，即便是最具论争色彩的章节，读来也是有理有节、和蔼可亲。本书语言清晰、旁征博引、对文学充满激情，本身就是加德纳教授论点的有力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