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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加缪短篇小说全集，包括他的代表作《局外人》《堕落》《流放与王国》。

《局外人》通过两个部分，塑造了默尔索这个行为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的“局外人”形象。小说部分接二连三发生的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对话、姿势和感觉，却变成第二部分司法机构致默尔索于死地的决定性呈堂证因。《局外人》充分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状况。默尔索的种种行为看似荒谬，不近人情，实则正是他用来抗击这个荒谬世界的武器。

《堕落》主人公克拉芒斯是一位试图把法官和忏悔者融为一体的律师，在一家叫“墨西哥城”的酒吧间里，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他的对话者很奇特。从他的口气中，我们可以推测他在与人对话，然而，却听不见他的声音，这是一位既在场又隐蔽的对话者。他自认在道德上有罪，却依然试图保持高高在上的审判姿态，在负罪感和骄傲造成的困境中苦苦挣扎，找不到出路。

《流放与王国》包括六个短篇：《偷情的女人》《叛逆者》《缄默的人》《来客》《约拿斯》和《生长的石头》。主题只有一个，即流放，但作者却运用了六种小说技巧处理了六种流放的方式。《流放与王国》并不是人们通常习见的那种汇集——若干不相连属的作品的小说集，而是一个有联系、有不同侧面的整体。加缪所采用的不同的小说技巧都是为这个整体服务的，并在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上各有侧重，有时又有交替重合。

目录

序

局外人

部

第二部

堕落

流放与王国

偷情的女人

叛逆者

缄默的人

来客

约拿斯或工作中的艺术家

生长的石头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生于北非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早年在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和古典文学，后从事戏剧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法国抵抗运动。二战后，积极投入到文学创作中。1960年，加缪自普罗旺斯去巴黎途中遭遇车祸去世，年仅47岁。

　　加缪是“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存在主义文学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误会》《卡利古拉》《戒严》《正义》《鼠疫》《局外人》《西西弗神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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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

　　部

　　一

　　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去世。明日葬礼。敬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就是昨天。

　　养老院坐落在马伦戈，距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路程。我乘坐两点钟的长途汽车，这个下午就能抵达，也就赶得上夜间守灵，明天傍晚就可以返回了。我跟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缘由，他无法拒绝。看样子他不大高兴，我甚至对他说了一句：“这又不怪我。”他没有搭理。想来我不该对他这样讲话。不管怎样，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了孝，就一定会对我有所表示。眼下，权当妈妈还没有死。下葬之后就不一样了，那才算定案归档，整个事情就会披上更为正式的色彩。

　　我上了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天气很热。我一如往常，在塞莱斯特饭馆吃了午饭。所有人都非常为我难过，而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我走时，他们都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丢三落四，因为我还得上楼，去埃马努埃尔家借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伯父去世了。

　　怕误了班车，我是跑着去的。这样匆忙，跑得太急，再加上旅途颠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恐怕是这些缘故，我才昏昏沉沉，差不多睡了一路。我醒来时，发觉靠到一名军人身上，而他朝我笑了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嗯”了一声，免得说话了。

　　从村子到养老院，还有两公里路，我徒步前往。我想立即见妈妈一面。可是门房对我说，先得见见院长。而院长碰巧正有事儿，我只好等了一会儿。在等待这工夫，门房一直说着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院长是个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着我，然后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该如何抽回来。他查了一份档案材料，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三年前住进本院。您是她的赡养者。”听他的话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就开始解释。不过，他打断了我的话：“您用不着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负担不了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一个人看护。而您的薪水不高。总的说来，她在这里生活，更加称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补充说：“您也知道，她在这里有朋友，是同她的年岁相仿的人。她跟他们能有些共同兴趣，喜欢谈谈从前的时代。您还年轻，跟您在一起，她会感到烦闷的。”

　　这话不假。妈妈在家那时候，从早到晚默不作声，目光不离我的左右。她住进养老院的头些日子，还经常流泪。但那是不习惯。住了几个月之后，再把她接出养老院，她还会哭天抹泪，同样是不习惯了。这一年来，我没有怎么去养老院探望，也多少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还不算赶长途汽车、买车票以及步行两个小时。

　　院长还对我说了些话，但是我几乎充耳不闻了。后他又对我说：“想必您要见见母亲吧。”我什么也没有讲，就站起身来，他引领我出了门，在楼梯上，他又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我们这儿的小小停尸间了，以免吓着其他人。养老院里每当有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都惶惶不安。这就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我们穿过一座院落，只见许多老人三五成群在聊天。在我们经过时，他们就住了口，等我们走过去，他们又接着交谈。低沉的话语声，就好像鹦鹉在聒噪。到了一幢小房门前，院长就同我分了手：“失陪了，默尔索先生。有什么事儿到办公室去找我。原则上，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考虑到，这样您就能为亡母守灵了。后再说一句：您母亲似乎常向伙伴们表示，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我已经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我向他表示感谢。妈妈这个人，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是生前从未顾及过宗教。

　　我走进去。堂屋非常明亮，墙壁刷了白灰，顶上覆盖着玻璃天棚。厅里摆放着几把椅子和几个呈Ｘ形的支架。正中央两个支架上放着一口棺木，只见在漆成褐色的盖子上，几根插进去尚未拧紧的螺丝钉亮晶晶的，十分显眼。一个阿拉伯女护士守在棺木旁边，她身穿白大褂，头戴色彩艳丽的方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走到我身后。估计他是跑来的，说话还有点儿结巴：“棺木已经盖上了，但我得拧出螺丝，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却被我拦住了。他问我：“您不想见见？”我回答说：“不想。”他也就打住了，而我倒颇不自在了，觉得自己不该这么说。过了片刻，他瞧了瞧我，问道：“为什么呢？”但是并无责备之意，看来是想问一问。我说道：“我也不清楚。”于是，他捻着白胡子，眼睛也不看我，郑重说道：“我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眼睛很漂亮，脸色微微红润。他搬给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微靠后一点儿坐下。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患了硬性下疳下疳即性病，分硬性和软性。硬性下疳是梅毒初期，生殖器、舌、唇、鼻等形成溃疡，而病灶底部坚硬而不痛。。”我听不明白，便望了望女护士，看到她头部眼睛下方缠了一圈绷带，齐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脸，只能见到白绷带。

　　等护士出去之后，门房说道：“失陪了。”不知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就留下来，站在我身后。身后有人让我不自在。满室灿烂的夕照。两只大胡蜂嗡嗡作响，撞击着玻璃天棚。我感到上来了睡意。我没有回身，对门房说：“您到这儿做事很久了吧？”他接口答道：“五年了。”就好像他一直等我问这句话。

　　接着，他又絮叨了半天。当初若是有人对他说，他后的归宿就是在马伦戈养老院当门房，他准会万分惊诧。现在他六十四岁了，还是巴黎人呢。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哦，您不是本地人？”随即我就想起来，他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就对我说起过我妈妈。他曾对我说，务必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很热，这个地方气温尤其高。那时他就告诉了我，从前他在巴黎生活，难以忘怀。在巴黎，守在死者身边，有时能守上三四天。这里却刻不容缓，想想怎么也不习惯，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就得去追灵车了。当时他妻子还说他：“闭嘴，这种事情不该对先生讲。”老头子红了脸，连声道歉。我赶紧给解围，说道：“没什么，没什么。”我倒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很有趣。

　　在小陈尸间里，他告诉我，由于贫困，他才进了养老院。他自觉身板硬朗，就主动请求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其实他也是养老院收容的人。他矢口否认。他说话的方式，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他提起住在养老院的人，总是称为“他们”“其他人”，偶尔也称“那些老人”，而其中一些人年龄并不比他大。自不待言，这不是一码事儿。他是门房，在一定程度上，他有权管理他们。

　　这时，女护士进来了。天蓦地黑下来。在玻璃顶棚上面，夜色很快就浓了。门房打开灯了，灯光突然明亮，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他请我去食堂吃晚饭。可是我不饿。于是他主动提出，可以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不大工夫，他就端来了托盘。我喝了咖啡，又想抽烟，但是不免犹豫，不知道在妈妈的遗体旁边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觉得这不算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香烟，我们便抽起烟来。

　　过了片刻，他对我说：“要知道，您母亲的那些朋友，也要前来守灵。这是院里的常规。我还得去搬几把椅子来，煮些清咖啡。”我问他能否关掉一盏灯。强烈的灯光映在白墙上，容易让我困倦。他回答我说不可能。电灯就是这样安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于是，我就不怎么注意他了。他出出进进，摆好几把椅子，还在一把椅子上放好咖啡壶，周围套放着一圈杯子。继而，他隔着妈妈，坐到我的对面。女护士则坐在里端，背对着我。看不见她在做什么，但是从她的手臂动作来判断，估计她在打毛线。厅堂里很温馨，我喝了咖啡，觉得身子暖暖的，从敞开的房门，飘进夜晚和花卉的清香。想必我打了一个盹儿。

　　我是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了。合上眼睛，我倒觉得房间白森森的，更加明亮了。面前没有一点阴影，每个物体、每个突角、所有曲线，轮廓都那么分明，清晰得刺眼。恰好这时候，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共有十一二个人，他们在这种晃眼的灯光中，静静地移动，落座的时候，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吱咯的声响。我看任何人也没有像看他们这样，他们的面孔，或者他们的衣着，无一细节漏掉，全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且不怎么相信他们真实存在。几乎所有女人都系着围裙，扎着腰带，鼓鼓的肚腹更显突出了。我还从未注意过，老妇人的肚腹能大到什么程度。老头子几乎个个精瘦，人人拄着拐杖。他们的脸上令我深感惊异的是，我看不见他们的眼睛，只在由皱纹构成的小巢里见到一点暗淡的光亮。他们坐下之后，大多数人瞧了瞧我，拘谨地点了点头，嘴唇都瘪进牙齿掉光的嘴里，让我闹不清他们是向我打招呼，还是面部肌肉抽搐一下。我情愿相信他们那是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全坐到我对面，围了门房一圈儿，一个个摇晃着脑袋。一时间，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他们坐在那里是要审判我。

　　过了片刻，一个老妇人开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一个女伴挡住，我看不清楚。她小声号哭，很有节奏，让我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停止。其他人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都很颓丧，神情黯然，默默无语。他们的目光注视棺木，或者他们的拐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而且目不转睛。那老妇人一直在哭泣。我很奇怪不认识她，真希望她不要再哭了，可是又不敢跟她说。门房俯近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摇了摇头，咕哝了两句话，又接着哭泣，还是原来的节奏。于是，门房过到我这边来，坐到我旁边。过了好半天，他才向我说明情况，但是并不正面看我：“她同您的母亲关系非常密切。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的朋友，现在她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待了许久。那女人欷歔哭泣之声间歇拉长，但是还抽噎得厉害，终于住了声。我不再困倦了，只是很疲惫，腰酸背痛。现在，所有这些人都沉默了，而这种静默让我难以忍受。只是偶尔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却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时间一长，我终于猜测出来，有几个老人在咂巴口腔，发出这种奇怪的啧啧声响。他们本人并没有怎么觉察，全都陷入沉思了。我甚至有这种感觉，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位死者，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现在想来，那是一种错觉。

　　我们都喝了门房倒的咖啡。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一夜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一时间我睁开眼睛，看见所有老人都缩成一团在睡觉，只有一个例外：他下巴颏儿托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两眼直直地看着我，就好像单等我醒来似的。继而，我又睡着了。我醒来是因为腰越来越酸痛了。晨曦悄悄爬上玻璃顶棚。稍过一会儿，一位老人醒来，咳嗽了老半天。他往方格大手帕上吐痰，每吐一口，就好像硬往外掏似的。他把其他人都闹腾醒了，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都站起身。这样不舒服地守了一夜，他们都面如土灰。令我大大惊奇的是，他们走时，都挨个跟我握手——这一夜我们虽然没有交谈一句话，一起度过似乎促使我们亲近了。

　　我很疲倦。门房带我去他的住处，我得以稍洗漱了一下，还喝了味道很好的牛奶咖啡。我从他那儿出来，天已大亮了。在马伦戈与大海之间的山丘上方，天空一片红霞。海风越过山丘，送来一股盐味。看来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我很久没有到乡间走走了，如果没有妈妈的丧事，我能去散散步会感到多么惬意。

　　可是，我却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等待。不过，我呼吸着泥土的清新气息，便消除了困意。我想到办公室的同事们，此刻他们起了床，准备去上班：对我而言，这一时刻总是难受的。我还略微考虑了一下这些事儿，但是楼房里响起一阵钟声让我分了神。窗户里传出一阵忙乱的声响，随后又全肃静下来。太阳渐渐升高，开始晒热我的双脚了。门房穿过院子，来对我说，院长要见我。我走进院长办公室，他让我在好几份单据上签了字。我看到他穿上黑色礼服、长条纹裤子。他拿起电话，插空询问我：“殡仪馆的人到了有一会儿了。我要请他们来合棺。合棺之前，您想不想再看您母亲后一眼？”我说不必了。于是他压低声音，在电话里吩咐道：“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去做了。”

　　然后，他对我说要参加葬礼，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坐到办公桌后面，交叉起两条短腿。他事先向我打招呼，送葬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再加上出勤的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老人都不准参加葬礼，他只是让他们守灵。“这是个人道的问题。”他强调说。不过这一次，他准许妈妈的一位老友，托马斯·佩雷兹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微微一笑，对我说道：“您也理解，这种感情带点儿孩子气。他和您母亲还真的总相陪伴，不大离开。养老院里的人都开他们玩笑，对佩雷兹说：‘那是您的未婚妻。’他就呵呵笑起来。默尔索太太一去世，确实给他的打击很大。我认为不应该拒绝让他送一程。不过，按照保健医生的建议，昨晚我就不准他守灵了。”

　　我们待了许久没有说话。院长站起身，向办公室窗外张望。有一阵，他还观察道：“马伦戈的本堂神甫已经到了。他提前来了。”他预先告诉我，教堂坐落在村子里，少说也要三刻钟才能走到。我们下楼去。本堂神甫和唱诗班的两名儿童在楼前等待。一名儿童手上捧着香炉，而本堂神甫俯下身，正给他调好银链的长度。我们一到，神甫就直起身来，他管我叫“我的孩子”，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灵堂，我跟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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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注意到唯有死亡才能唤醒我们的感情吗？如同我们爱刚刚离开我们的朋友，是不是？如同我们饮佩主人的朋友，他们不说话了，嘴里塞满黄土！于是，尊敬自然而然地来了，他们也许一生都在等待我们的这种尊敬。您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对死人更公正、更宽宏大量吗？原因很简单！我们没有义务。

人就是如此，亲爱的先生，有两副面孔：既爱别人又爱自己。如果碰巧公寓里有一宗丧事的话，请观察一下您的邻居吧。他们沉睡在自己的小日子中，突然，比方说，门房死了。他们醒了，动起来，打听消息，有了恻隐之心。一桩死讯正待发布，戏剧终于开场。他们需要悲剧，有什么办法，天性如此，这是他们的开胃饮料。

我将没有时间完成我的使命，这个念头折磨着我。什么使命呢？我毫无所知。坦率地说，我的所作所为值得继续吗？

一种可笑的恐惧追逐着我：人不能不招供他所有的谎言就死去。不是对上帝，也不是对他的代表，我超然在上，您想得到的。不，是向人招供，比方说，向一个朋友，或向一个所爱的女人。否则，哪怕一生中只有一个谎言被隐瞒，死就会使它变得不可改变。既然唯一知道它的人是长眠于他的秘密之上的死者那就再不会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一种真相被绝对地戕杀这使我头晕目眩。

与我接近的一个人将人分为三等：喜欢无可隐满胜于被迫说谎者，喜欢被迫说谎胜于无可隐瞒者，同时喜欢说谎和隐私者。

说到底，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谎言最后不也通向真理吗？而我的故事，或真或假，不是都朝着同样的结局、具有同样的意义吗？如果在两种情况下，它们都表明了我过去是什么人，现在是什么人，它们是真是假又有何妨呢？有时候，人们看一个说的比看一个说真话的还要清楚呢。真相，如同光亮，炫人眼目。谎言则相反，是一抹美丽的霞光，它使每样东西都显出价值。

我很知道人们离不了统治别人和被别人服侍。每个人都需要奴隶，如同需要纯洁的空气一样。统治，就是呼吸，您同意这 个观点吗？甚至命运最不济的人也能够呼吸。社会阶梯底层的人还有其配偶和孩子呢。如果他是光棍，他还有条狗。

一句话，能够发怒而另一个不能顶撞，这是根本的。“人不能顶撞他父亲”，您知道这句话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不可解释。在这个世界上，不顶撞他爱的人顶撞谁呢？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令人信服的。应该由一个人说了算。否则，任何一种道理都可以有另一种道理与之对立，这样就会没完没了。相反，实力解决一切。我们花了时间，明白了这一点。例如，您该注意到，我们古老的欧洲终于用正确的方法来推究问题了。我们不

再像幼雅时代那样说：“我这样想。您如何反驳？”我们表达得清晰了。我们用通告代替了对话。“这就是真理，我们说，你们尽可以讨论，这我们不感兴趣。但是，几年以后，将有警察，它将向你们表明我有理。”

啊！亲爱的地球！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们自己能千什么。听着，我换个例子，主题不变，我总是喜欢被微笑着服侍。如果女仆神情忧郁，她就毒化了我的日子。无疑，她完全有权不高兴。但是，我想，笑着服务比哭着服务对她更好。事实上，这对我更好。不过，我的推理虽不精彩，也不完全愚蠢。同样，我总是拒绝去中国饭馆吃饭。为什么？因为亚洲人，当他们不说话，而又在白人面前的时候，经常带青一甲轻蔑的神气。这样怎能品味烧鸡呢，又怎能一边看者他，一想自己有理呢？

编辑推荐

1.加缪在戏剧、长篇小说和哲学领域均成就斐然，是“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存在主义文学大师，但是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却是他的短篇小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对他的《局外人》《堕落》等中短篇有非常精彩的评价。

　　2.加缪是20世纪少有的自觉追求风格的作家。他追求一种“高贵的风格”，一种蕴含着人的尊严和骄傲的风格。《纽约时报》称加缪的小说：“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

　　3.加缪的小说不趋时，不媚俗，不以艰深文浅陋，却蕴藏着发现不断、挖掘不尽的艺术技巧。譬如《局外人》，有荒诞，有含混，也有讽刺，只要“读者不固执地追求**的理解，则作品将变成一个含义深远的多面体”；又如《流放与王国》，以六种小说技巧表达一个“流放”的主题。

　　4.本书是加缪中短篇小说全集，法语著名翻译家李玉民、郭宏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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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卡夫卡唤起的是怜悯和恐惧，乔伊斯唤起的是钦佩，普鲁斯特和安德烈·纪德唤起的是敬意，但除了加缪以外，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他死于1960年，他的死让整个文学界感到是一种个人损失。

　　——美国图书奖获得者 苏珊·桑塔格

　　他（加缪）在本世纪（20世纪）顶住了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醒世文学，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主义，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了胜负难卜的宣战。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萨特

　　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基本的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这位从小在北非贫民窟长大的作家，因父亲战死疆场，故从少年起贫穷与死亡的阴影就与他相伴，这使他更能深切地体会人生的荒谬与荒诞，以至于无论他的作品还是现实人生，始终都与荒诞在做斗争，并因荒诞而获诺奖。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李鸣生

　　整个小说（《局外人》），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多用短句，几乎看不出人物的思考，甚至有些罗嗦，但所有的细节都有意义——始终都是*的冷静与克制，将作者的情感和情绪控制得牢牢的，简直密不透风。

　　——马原

前言

　　序

　　在二十世纪的著名小说家中，有些人的名字是与某种“新技巧”“新手法”或“新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普鲁斯特与意识流、卡夫卡与荒诞、赫胥黎与对位、福克纳与时空倒错、萨洛特与潜对话、西蒙与新小说、马尔克斯与魔幻、海勒与黑色幽默，等等。还有一些人的名字并无此类显赫的联系，但是这丝毫也不曾妨碍人们将其视为杰出的小说家，例如加缪。

　　当然，加缪也有“荒诞”，然而创始者的光荣不属于他；他也有“怀疑”，但其渊源更为久远；他也曾被人归入海明威一派，但似乎并没有什么东西证明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也曾被人拉入新小说家一伙，但是他并没有感到特别的荣耀。其实，他从未想过发明什么，他也的确不曾发明什么，他只是不趋时，不媚俗，不以艰深文浅陋。在某些批评家看来，与二十世纪所崇尚的“晦涩”“繁复”相比，“简洁、明晰、纯净”的加缪简直就是“没有什么艺术性”。

　　然而加缪毕竟是有艺术性的，假使所谓“艺术性”不等于雕琢、华丽、标新立异或追逐时髦之类。加缪的艺术性在于“有度”。

　　“风格乃是人本身”

　　加缪是二十世纪少有的自觉追求风格的作家。

　　说到风格，布封的名言尽人皆知，然其恒遭曲解却是知者寥寥。钱锺书先生曾指出：“吾国论者言及‘文如其人’，辄引Buffon语(Le style，c’est l’homme)为比附，亦不免耳食途说。Buffon初无是意，其Discours仅谓学问乃身外物(hors de l’homme)，遣词成章，炉锤各具，则本诸其人([de]l’homme même)。‘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诸人’，乃作者本诸已以成文。”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考布封初衷，确谓知识、事实、发现等皆身外物，唯风格乃是人本身(Ces choses sont hors de l’hemme le style est l’homme même)。因此，风格乃是作者在其思想的表达上打上自己的印记，故“风格不会消失，不会转移，也不会变质”。布封，《论风格》。简言之，文以风格传世，而风格则以人为本。

　　加缪所追求的风格正是布封所论述的风格，然而又不止于此，他对“文本诸人”(即“风格乃是人本身”)之“人”做了深入的探索和全新的解释。他指出：“艺术家对取之于现实的因素重新进行分配，并且通过言语手段，做出了修正，这种修正就叫作风格，它使再创造的世界具有统一性和一定限度。”加缪，《反抗者》。所谓“修正”，就是艺术家根据人的内在的愿望对现实世界的一种“纠正”，其表现之一就是艺术家所运用的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而人的内在愿望则是反抗世界的荒诞和寻求现时的幸福。因此，“这种修正是一切反抗者都具有的”。加缪，《反抗者》。这样，加缪就把风格和反抗联系了起来，使之摆脱了纯形式的品格，浸透了人的天然的深刻要求。布封的名言在加缪的笔下，获得了更深厚的现实基础，同时也获得了更超绝的哲学层次。

　　加缪追求一种“高贵的风格”，一种蕴含着人的尊严和骄傲的风格。他指出：“贵的艺术风格就在于表现程度的反抗。”加缪，《反抗者》。这种高贵的风格并不是纯粹形式的，倘若因一味讲究风格而损害了真实，则高贵的风格将不复存在。同时，“高贵的风格就是不露痕迹，血肉丰满的风格化”，加缪，《反抗者》。而风格化是既要求真实又要求适当的形式的。据此，加缪所谓“高贵的风格”可以归结为互为依存的三种要素：一，给予程度的反抗以适当的形式；二，通过纠正现实而获得真实；三，适度而含蓄的风格化。加缪不是那种盲目追求形式的作家，也不是那种单纯注重思想的作家，他始终要求内容与形式“保持经常不断的紧密联系”。无论是内容溢出形式，还是形式淹没内容，在他看来都会破坏艺术所创造的世界的统一性。而艺术，恰恰是“一种要把一切纳入某种形式的难以实现的苛求”。加缪，《反抗者》。因此，加缪说：“工作和创作了二十年之后，我仍然认为我的作品尚未开始。”他一直把“真理和反映真理的艺术价值”看得高于一切。当然，加缪对于“真理”(或“真实”)有他自己的看法。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申明，“现实主义是不可能的”。他反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前者是一种“黑暗的”文学，后者是一种“教诲的”文学，这两种文学实际上都背离了真实。然而同时，他也不止一次地申明，“现实主义的抱负是合理的”。艺术不能“服从现实”，也不能“脱离现实”，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是对世界中流逝和未完成的东西的一种反抗：它只是想要给予一种现实以另一种形式，而它又必须保持这种现实，因为这种现实是它的激动的源泉”。这种矛盾其实是一种表面的矛盾，其根源在于对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理解上的分歧。例如，他认为现实主义就是“准确复制现实”，就是“无止境地描写事物”“无穷尽地列举事物”，等等。而我们知道，现实主义完全可以有另一种定义。因此，以这种对现实主义的歧义或误解来探讨加缪对现实的态度，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们只须指出，加缪的小说绝不缺少现实的内容，恰恰相反，真实是他的小说的生命，只不过如他所说，他的小说同时“给现实加上某种东西，使现实稍有变化”，也就是：“小说的本质就在于永远纠正现实世界。”无论是《局外人》对现实的承受，还是《堕落》对现实的逃避，都不曾离开人的现实，都是在人的世界中展示人对荒诞的觉醒和反抗。现实经过艺术家的“纠正”成为真实，而“纠正”就是风格化，它“包含了人的干预和艺术家在复制现实时进行纠正的意志”。加缪认为，“风格化好是含而不露”，其本质在于“适度”。加缪的写作艺术的根本在于“恰到好处”，甚至是宁不及而勿过。他在谈及自己的写作时，经常见诸笔端的是“限制”“堤坝”“秩序”“适度”“栅栏”等表示“不过分”的词。例如，他说：“我知道我本性中的无政府主义，所以我需要在艺术上为自己树起一道栅栏。”加缪答加布里埃尔·多巴莱德问。或者：“为了写作，在表达上宁不及而勿过。总之是勿饶舌。”这种对于“度”的自觉，使加缪为文有一种挺拔瘦硬的风采。

　　总之，加缪是一位有风格的作家，其风格可以称为“高贵的风格”。

　　《局外人》与“含混”

　　《局外人》一九四二年出版后，很快就得到萨特的好评。根据他的解释，《局外人》是对“荒诞”的证明和对资产阶级司法的讽刺。然而，后来的批评家纷纷越过了萨特的解释，他们发现了《局外人》的“含混”。

　　现代批评家普遍认为，“含混”是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之一。作家有意识地运用“含混”，读者不固执地追求的理解，则作品将变成一个含义深远的多面体。加缪曾经写道：“至少要为使沉默和创造都臻于极致而努力。”沉默不是虚无，而是富于蕴含的情状，仿佛“此处无声胜有声”，创造当然也不是基于虚无的创造，而是打开沉默的硬壳。沉默与创造之间的桥梁将由“含混”来架设。《局外人》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多侧面的“含混”，其中沉默和创造都已臻于极致。

　　加缪自己谈到《局外人》时说：“局外人描写的是人裸露在荒诞面前。”他也曾这样概括《局外人》：“在我们的社会里凡在母亲下葬时不哭者皆有被判处死刑之危险。”看来，萨特的评论与作家的自述相去不远。但是，此后四十年间，局外人探索《局外人》的含义的努力一直没有间断。有的批评家从政治角度考察作者对阿拉伯人和法国殖民政策的态度，认为这部小说更应叫作《一个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而阿拉伯人被杀则表明法国人“对一种历史负罪感的令人惶惑的供认”；有的批评家从精神分析的理论出发，把默尔索看作是现代的俄狄浦斯；还有的批评家把默尔索的经历看作是一种想象的心理历程，等等。这种主题的多义性来源于作者置于情节中的许多空白和人物行为的机械性。

　　人物行为的机械性很容易使浅尝的读者得出这样的印象：默尔索是一个满足于基本生理需要的人，他对外界的反应是直接的、感性的、机械的，他的推理能力低于常人，他是一个不好不坏的化外之人，是一个希望远离社会而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然而事情似乎不这么简单。假使读者仔细阅读并且不放过作者似乎不经意的若干提示的话，他会发现默尔索并不是一个生活在世外桃源中的人。他受过高等教育，推理的能力显然优于周围的人，而且当他“在苦难之门上短促地叩了四下”之后，立刻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的寡言、他的冷漠，直到他的愤怒，原来都是他对环境的自觉的反应。他不想装假，不想撒谎，不想言过其实，不想用社会的惯例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他是个“局外人”，然而何谓“局内”?何谓“局外”?这内与外以何为参照?批评家们曾经把他看作自然人、野蛮人、荒诞的人、精神低能的人，或者是理性的人、清醒的人、现代的人，等等。就每一种人来说，默尔索作为小说人物都是清晰的，然而就总体来说，这位小说主人公却又是含混的。不同的批评家都有充分的证据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默尔索来。因此，默尔索的面目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这中间的矛盾正说明这一文学形象的丰富性。

　　这种蕴含丰富的矛盾不难表现在人物性格上，小说的叙述角度更使批评家感到既惶惑又兴奋。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谁在说话?是默尔索还是作者?如果是默尔索，那么他在何时何地说话?如果是作者，那么他是同情还是谴责默尔索?或者，作者与默尔索合一还是与叙述者合一?这些问题使《局外人》这部小说表面上极为清晰的语言变得模糊而含混。

　　小说的开始是这样一段话：“妈妈今天死了。”小说的结尾，则是默尔索在狱中等待着处决的“那一天”，也许是第二天，也许是数日以后。小说从开始到结束，粗粗算起来，至少有一年多的时间。矛盾就出现在这里。如果确认是“今天”说的话，此后的事情皆属想象；如果确认默尔索是在临刑的前夜回忆往事，那就不能说“妈妈今天死了”一类的话。于是有的批评家根据小说部和第二部的文体的区别，认为部乃是日记，第二部才是完整的逻辑的叙述。也就是说，捕前的经历是逐日记载的，事件既无动机，彼此间也没有联系，直到“我”杀了人，才突然意识到开了“苦难之门”。捕后的经历则不同，“我”已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所述之事井然有序，推理过程也十分清晰。然而，这仅仅是对小说的时序颠倒的一种解释，批评家们还有其他多种解释，例如有的论者以为默尔索的独白乃是一种“伪独白”，不可以正常的逻辑绳之；有的论者认为说话的并不是默尔索，而是某个自称“我”的人在讲述一个叫默尔索的人的故事；还有的论者认为，作者要使读者有亲睹亲历之感，于是扭曲时序而在所不惜，等等。无论如何，这种时序的扭曲使这部小说呈现出一种言简意深的风貌，仿佛冰山，所露甚小，所藏却极大。

　　《局外人》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也是含混的，具有两重性，例如太阳。太阳这一形象如同大海、土地、鲜花等，在加缪的作品中象征着生命和幸福，是人人都可以享用的财富，取之不费分文。总之，太阳是一种善的象征。然而在《局外人》中，太阳的象征意义却非此一端。的确，太阳依然是美的、善的，当“满眼无际的天空，蔚蓝而金光灿烂”的时候，它可以让人感到舒适；它也可以把女友的脸“晒成一朵花”，让默尔索看着喜欢；它也可以适度的炎热，让游泳的人“只顾享受晒着阳光有多么舒服”。然而太阳有它的反面，不是阴影，而是超过了某种限度。它可以使“天空蓝得晃眼”，把默尔索弄得“昏昏沉沉”；它可以是“火辣辣的”，晒得土地“直打战”，既冷酷无情，又令人疲惫不堪；由于阳光过分地强烈，人“若是慢慢悠悠地走，就可能中暑。可是走得太快，浑身冒汗，进了教堂又会着凉”，真是进退两难，没有“出路”；它也可以像“灼热的利剑”，让人觉得刹那间“天穹万物都摇晃起来”；正是在这个时候，“海洋呼出一股厚重而滚烫的气息”，默尔索抵抗不了这气息的力量，他失去了平衡，他也用枪声“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异乎寻常的寂静”。于是，“一切都开始了”，开始的首先是“苦难”，其根源正是默尔索酷爱的太阳，那使他感到幸福的太阳。

　　此外，默尔索被捕前后呈现出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特点恰恰是含混和表里不一。捕前，默尔索作为一名小职员生活在流水般的日常世界，他周围的人都有名有姓，有各自的工作。他们的忙碌和烦恼，他们的很少变化的单调生活，他们的许多毫无意义的言谈，无论如何总是构成了一个活跃的、真实的人的世界。人们有小小的痛苦，也有小小的幸福，至少有感官的愉悦。捕后，默尔索却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里的人只有职务而没有名姓，例如预审推事、检察官、律师、记者、神甫等，这些人似乎并不是作为人而存在，他们是某种职务的代表，他们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扮演某种角色。这个表面上有条理、合乎逻辑的世界实际上是虚假的、做作的，是一个非人的世界。这时的默尔索是个有逻辑的人，却又同时是个置身局外的人。

　　总之，上述种种含混，即主题、人物、象征、叙述方式和小说世界诸方面的含混，使《局外人》成为一个扑朔迷离、难以把握的整体，似乎有不可穷尽的意义，给各种历史条件下的读者都带来了探索的乐趣。

　　《局外人》曾经被认为是清晰的、简洁的、透明的，是现代古典主义的典范，然而它的有意的单调、枯燥和冷静却打破了这种直接的印象，随着阅读的深入而逐渐剥露出深刻而复杂的内涵，出人意料地展示出含混作为艺术手段所具有的功能。

　　可以说，《局外人》的艺术集中地体现为含混。

　　《堕落》与象征

　　加缪似乎对文类有着特殊的敏感，《局外人》被称为“小说”，《鼠疫》不称小说而称“记事”，《堕落》也不称小说，它被称为“叙述”。法国批评家让-约瑟·马尔尚参照纪德的说法，对“叙述”和“小说”的区别做了如下的界定：“叙述依照陈述的规则再现事件，小说则依事件本身的顺序向我们展示这些事件。我们可以借助于这种说法大致将纯小说和纯叙述区分开来；小说正在发生，叙述已然发生；小说逐渐地向我们提供一种性格，叙述则解释之；小说眼看着事件发生，叙述则使人认识之；小说是由活跃的下文组成的，叙述则由原因组成；小说展开于现时，叙述则阐明过去。这些看法的个后果是，如果主人公是人，叙述更注重研究一种危机(它并加以解释)，小说则没有非此不可的主题，其主人公总是人。萨特认为纪德完全有理由指出：小说是‘一种不断的涌现，每一章都应提出新问题，都应是出口，是方向，是激励，是读者的精神的一段向前延伸的堤’。”简言之，小说偏于呈现，叙述偏于解释。但是文学的事实证明，小说与叙述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的，有时甚至并不是清晰的。《堕落》名为叙述，说明加缪有解释的意图，他要让读者理解什么事情；但是《堕落》也有不少小说的因素，如人物的心理分析、环境描写等。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堕落》的小说因素通过象征的运用而融进了叙述，并使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复杂的象征。

　　与《局外人》和《鼠疫》相比，《堕落》呈现出一种令熟悉加缪的读者感到惊讶的新面目：一种加缪从未有过的尖刻与痛苦交织的嘲讽的口吻，一种心灵受过创伤的、遏制不住报复心理的人的怨毒的口吻。然而，加缪对语言的苛求和对人性的挖掘却一仍其旧，并且由于广泛地运用象征而在《堕落》中强化了《局外人》所具有的含混和《鼠疫》所具有的神话意识，并且因此而使《堕落》摆脱了因纠缠个人恩怨而可能产生的偏颇。象征使《堕落》避免了狭隘性，获得了普遍性。

　　地域作为象征，在《堕落》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加缪是一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作家，其创作基本上以北非为背景，阳光和大海是他喜欢的地域景观，几乎成为他的作品主题的永久的伴随物。但是，《堕落》的背景却是荷兰，这个“黄金和烟雾的梦”一样的地方，“被雾、冰冷的土地以及像洗衣盆一样冒着气的大海包围着”的国度；是玛尔肯岛，这个“了无生气的地狱”；是阿姆斯特丹，它那“同心的运河好像地狱之圈”，而且是“后一圈”，但丁留给叛徒的那一圈。这正是北非的明媚的阳光和清凉的大海的反面，是“否定之景”。在加缪的笔下，这种令人感到压抑和窒息的景观正是现代世界的象征。与之相对，加缪没有忘记还有完全不同的地方，那是爪哇，“遥远的岛屿”，“在那些岛屿上，人们死的时候疯狂而幸福”；那是希腊，“那儿的空气是贞洁的，大海和娱乐是明朗的”；那是“太阳，海滩，信风吹拂的岛屿，回忆为之绝望的青春”。这种种美好的所在象征着人们的追求和向往。两种地域的对立为《堕落》提供了总体的框架，展示出人类的生存环境：苦难是他每日的伴侣，幸福只存在于怀念和向往之中。

　　《堕落》中的象征又以具体的形象为载体，有时取自《圣经》或传说，如“鸽子”之类，有时则取自与人物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日常景物，如桥、水，等等。前者意境幽邃，发人深省，后者则自然生动，并且饶有讽刺意味，例如桥。克拉芒斯次失去心理平衡是因为在塞纳河上的艺术大桥上听见身后升起一阵“笑声”，后来又回忆起两年前曾在塞纳河上的王家大桥上见死不救。两件事都发生在桥上，他因此而发誓夜里永不过桥。桥在这里成为某种自觉意识的触媒剂。有趣的是，克拉芒斯逃离巴黎，选择了阿姆斯特丹作为隐居地，然而阿姆斯特丹却是个运河之城，拥有一千一百座大大小小的桥。一个人除非不动，动则必须过桥。克拉芒斯躲开了两座桥，却陷入更多的桥的包围之中。他纵使可以永世不再过桥，却断然不能不谈到桥、不想到桥，桥于是而成为一种顽念，时时压迫着他、折磨着他，使他谈桥色变而不能不处于永恒的自责之中。桥之为象征，明矣。有桥则有水，神秘的笑声与溺水的女人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克拉芒斯既已陷入桥的重重包围之中，就必然要受到流水的无休止的追逐。果然，我们听到了他的惴惴不安的告白：“几年前，在我背后，在塞纳河上回响着的喊声，被河水带着奔向海峡，不断地在世界上前进，越过大洋无边的水面，正在这儿等着我，直到这一天我碰到它。我也明白了，它将继续在所有的海上、河上等着我，总之在我苦涩的洗礼水所在的任何一处等着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负罪之人逃脱不了惩罚，而惩罚总能等到负罪之人自投罗网。水之为象征，亦明矣。

　　精神的错觉或幻觉如果成为象征，可以具有多米诺骨牌的张牌的作用，一倒俱倒，连锁反应。例如克拉芒斯某夜在艺术大桥上听到的那一阵“背后的笑声”。这笑声先是从水里发出，继而又在他身体的某处响起，这当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实际存在的笑声，只不过是克拉芒斯的双重人格得以暴露的某种契机而已。加缪论荒诞时说：“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可笑的开端。伟大的作品常常诞生在一条街的拐角或一家饭馆的小门厅里。荒诞也如此。”我们说：觉醒也如此。那种笑声可能随时随地都存在，只是人们往往不注意、听不见罢了，正如克拉芒斯所说：“这声音没有任何神秘之处，这是一种善意的、自然的、几乎是友好的笑声……”然而，正当一个人感到满足、精神放松戒备的时候，这笑声就能乘虚而入，或从外面某个地方冒出，或在自己身上某个地方响起，实际上，这是精神感到的笑声，并不是耳朵听到的笑声。波德莱尔指出，“在人来说，笑是意识到他自己的优越的产物”，“是包含在象征苹果中的许多籽仁之一”。克拉芒斯听见了笑声，这意味着他已失去了优越，成为别人讪笑的对象。这笑声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威力足以摧毁一个人的自信，或者撕去一个人的假面。

　　人物行为的象征性是《堕落》的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举凡克拉芒斯的乐善好施、攀登高峰、喜欢岛屿、试图中止审判、当法官、忏悔者、隐匿《神秘的羔羊》，等等，都具有可以向多方面延伸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克拉芒斯的对话，更具独特的风采。这是一篇对话，但对话者并无缘置喙，只剩下克拉芒斯一个人喋喋不休，然而又并非一篇独白，克拉芒斯想尽一切手段诱使那不出声的对话者落入圈套，读者因此感到分明有一对话者在。主人公与一个无言的对话者对话，这种手法早已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但加缪别出心裁，令对话者于篇末暴露身份，原

书籍介绍

本书是加缪短篇小说全集，包括他的代表作《局外人》《堕落》《流放与王国》。

《局外人》通过两个部分，塑造了默尔索这个行为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的“局外人”形象。小说第一部分接二连三发生的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对话、姿势和感觉，却变成第二部分司法机构致默尔索于死地的决定性呈堂证因。《局外人》充分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状况。默尔索的种种行为看似荒谬，不近人情，实则正是他用来抗击这个荒谬世界的武器。

《堕落》主人公克拉芒斯是一位试图把法官和忏悔者融为一体的律师，在一家叫“墨西哥城”的酒吧间里，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他的对话者很奇特。从他的口气中，我们可以推测他在与人对话，然而，却听不见他的声音，这是一位既在场又隐蔽的对话者。他自认在道德上有罪，却依然试图保持高高在上的审判姿态，在负罪感和骄傲造成的困境中苦苦挣扎，找不到出路。

《流放与王国》包括六个短篇：《偷情的女人》《叛逆者》《缄默的人》《来客》《约拿斯》和《生长的石头》。主题只有一个，即流放，但作者却运用了六种小说技巧处理了六种流放的方式。《流放与王国》并不是人们通常习见的那种汇集——若干不相连属的作品的小说集，而是一个有联系、有不同侧面的整体。加缪所采用的不同的小说技巧都是为这个整体服务的，并在其不同的表现形式上各有侧重，有时又有交替重合。

编辑推荐

1.加缪在戏剧、长篇小说和哲学领域均成就斐然，是“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存在主义文学大师，但是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却是他的短篇小说。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对他的《局外人》《堕落》等中短篇有非常精彩的评价。

2.加缪是20世纪少有的自觉追求风格的作家。他追求一种“高贵的风格”，一种蕴含着人的尊严和骄傲的风格。《纽约时报》称加缪的小说：“这是从战后混乱中冒出来的少有的文学之声，充满既和谐又有分寸的人道主义声音。”

3.加缪的小说不趋时，不媚俗，不以艰深文浅陋，却蕴藏着发现不断、挖掘不尽的艺术技巧。譬如《局外人》，有荒诞，有含混，也有讽刺，只要“读者不固执地追求唯一的理解，则作品将变成一个含义深远的多面体”；又如《流放与王国》，以六种小说技巧表达一个“流放”的主题。

4.本书是加缪中短篇小说全集，法语著名翻译家李玉民、郭宏安译本。